第六章 環境治理與公共政策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第六章環境治理與公共政策第一節環境治理的公共政策1.環境治理的歷史演變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正式始于1972年，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1973-1978年)：初始“三廢”治理的起步階段提出了環境保護工作32字方針，在全國逐步開展以“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為主要內容的污染防治工作第二階段(1979-1992年)：污染防治“八項制度”建立階段提出要積極推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放污染物許可證、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8項環境管理制度，中國的環境污染控制管理制度體系初步建立1979年制定《環境保護法（試行）》，1982年制定《海洋環境保護法》，1984年制定《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制定《大氣污染防治法》6.1.1環境治理的政策理念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第三階段(1993-2004年)：環境質量管理雛形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修改了《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等，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初步形成提出推進“一控雙達標”，即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工業污染源達標和重點城市的環境質量按功能區達標，提出環境質量管理目標責任制啟動了“33211”重大污染治理工程第四階段(2004-2014年)：以總量控制帶動質量改善階段修改了《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制定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和《循環經濟促進法》等第五階段(2015年以來)：改善環境質量成為環境保護的核心階段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增長優先”逐步向“保護優先”轉型實施了大氣、水、土壤“三個國十條”，提出了改善環境質量的具體目標，環境質量管控成為環境保護工作的核心1.環境治理的歷史演變6.1.1環境治理的政策理念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2.從環境管理到環境治理環境治理（Environmentalgovernance）是指通過制度和政策設計，防治環境污染，促進環境保護6.1.1環境治理的政策理念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與環境管理（Environmentalmanagement）相比，更加側重于體制機制的設計和公共政策的運用，強調通過制度和政策設計，達到環境污染防治和環境保護的目的1.環境治理與公共政策的關系公共政策：指國家通過資源的戰略性運用，協調經濟社會活動及相互關系的一系列政策的總稱環境規制：指各級政府為實現環境保護目標而制定的環境污染防治政策，也可以理解為環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手段環境治理要運用公共政策，達到環境污染防治和環境保護的目的環境治理的公共政策通常表現為環境規制的形式6.1.2環境治理中的公共政策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2.環境規制與環境治理的公共政策環境規制的政策手段可以分為三類：命令型和控制型政策方法：主要是行政和法律手段，譬如，污染物排放標準、污染物排放許可、環境檢查督察等經濟型和激勵型政策方法：主要是環境經濟政策，譬如，環境稅、環境友好型技術或產品的補貼、排放權交易等鼓勵型和自愿型政策方法：主要是通過環境信息公開、宣傳教育等手段，鼓勵和引導企業和個體采取自愿的減排行為3.環境治理的目標導向：從末端治理到總量控制再到環境質量管控早期的環境管理主要是工業污染治理（treatment），包括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的三廢治理，強調末端治理隨著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環境管理的政策導向轉向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管理總量控制是指以控制一定時段內一定區域內污染物排放總量為核心的環境管理方法體系，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污染物的排放總量；二是排放污染物總量的地域范圍；三是排放污染物的時間跨度我國的總量控制基本上是目標總量控制，指以排放限制為控制基點，從污染源可控性研究入手，進行總量控制負荷分配近年來，環境質量管控成為環境治理的主要政策目標，標志是《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國十條）、《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十條）、《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十條）的出臺和實施6.1.2環境治理中的公共政策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1.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由七大體系組成：環境治理領導責任體系、環境治理企業責任體系、環境治理全民行動體系、環境治理監管體系、環境治理市場體系、環境治理信用體系、環境治理法律政策體系一方面要明晰政府、企業、公眾等各類主體權責，以強化政府主導作用為關鍵，以深化企業主體作用為根本，以更好動員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為支撐，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企業自治良性互動另一方面要完善經濟政策，健全市場機制，規范環境治理市場行為，健全法律法規標準，嚴格執法、加強監管，加快補齊環境治理體制機制短板6.1.3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2.環境治理體系中的利益相關方政府、企業、公眾、社會組織等是環境治理的主體，也是環境治理的利益相關方企業往往是環境污染的排放者，需要承擔環境污染治理的責任，也往往是環境治理監管的對象公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但有時公眾也是環境污染的排放者，譬如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生活用能引發的碳排放等，因此公眾不僅要承擔起環境治理監督的責任，有時也要承擔起環境治理的主體責任環保社會組織主要是起到環境治理的社會監督責任政府是環境污染治理的領導者、組織者、監督者以及執行者，要承擔環境治理的領導責任、監管責任、執法責任6.1.3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3.從政府主導到社會參與當前環境社會治理側重于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與環境治理中的鼓勵型和自愿型政策方法在理念和方法上有較多的相通之處環境信息公開環境信息公開是緩解環境信息不對稱的重要途徑拓展公眾參與渠道不僅要調動公眾參與政府主導的環境保護工作中，更要強調社會主體的自我管理和環境保護多元共治6.1.3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4.環境治理能力建設在健全環境治理監管體系方面，監測能力建設是基礎和保障完善生態環境監測技術體系，全面提高監測自動化、標準化、信息化水平，推動實現環境質量預報預警，確保監測數據“真、準、全”推進信息化建設，形成生態環境數據一本臺賬、一張網絡、一個窗口加大監測技術裝備研發與應用力度，推動監測裝備精準、快速、便攜化發展積極發揮數字治理的作用，推進環境治理的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為環境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科技支撐6.1.3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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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第六章環境治理與公共政策第二節地方政府與環境治理地方政府具有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目標，往往面臨著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權衡一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發展目標，地方分權、地方競爭強化了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沖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有環境保護目標，無論是來自中央政府或是當地居民的壓力，保護好當地環境是地方政府的責任財政分權體制是造成地方政府競爭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地方政府目標的重要因素之一“以GDP論英雄”的地方政府官員績效考核和晉升機制也是影響地方政府權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目標的重要因素6.2.1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標與環境治理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環境理治的邊際成本隨著經濟增長而降低隨著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標會發生從增長優先到經濟和環境并行、再到環境保護優先的轉變存在著一個經濟發展水平的門檻，當經濟發展水平超過該門檻后，控制污染產業的規模會成為地方政府的優先政策，此時環境規制政策就可以收到較好的治理效果環境優先增長優先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邊際收益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經濟發展水平圖6-1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策略演變已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地方政府對于不同目標的權衡取舍不同，從而會影響到對環境治理政策的執行和監管效果：在經濟發展初期，在財政分權和官員晉升的雙重壓力下，地方政府有為了追求經濟增長而放松環境治理的激勵，許多地方采取“逐底競爭（racingtothebottom）”的做法吸引產業轉移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人們對高質量環境公共產品的需求往往隨著經濟增長而增加，環境保護壓力增大，地方政府官員對環境治理的動機會趨于增強6.2.2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策略：從逐底競爭到生態優先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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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第六章環境治理與公共政策第三節企業應對環境規制的行為響應1.污染避難所假說：環境規制對污染型產業轉移的影響污染避難所假說（PollutionHavenHypothesis）認為，污染企業往往轉移到環境規制較為寬松的國家，將這些國家變成污染避難所污染避難所假說的理論起源于國際貿易理論的赫克希爾-俄林模型（H-O模型）污染避難所假說的理論研究表明，環境規制的地區差異會影響污染行業的轉移，環境規制較弱的區域會成為污染企業的避難所（Haven）2.波特假說：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和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波特假說（Porterhypothesis）認為，適當的環境規制將刺激技術革新，技術創新將提高企業的生產力，抵消由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上升，提高產品質量，增強企業競爭力，有可能使企業在國內國際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Porter,1991；Porter,Linde,1995）；這樣既減少了污染物排放，又增強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可以使企業得到雙重紅利6.3.1波特假說與污染避難所效應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許多學者對污染避難所假說是否成立進行了實證檢驗，但研究結果存在分歧。Jeppesen等（2002）發現，多數實證研究微弱地證實了污染避難所效應的存在（Levinson,1996;List,Co,2000;Keller,Levinson,2002）。隨著模型技術發展和數據質量改進，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認為污染避難所假說是成立的（Ederingtonetal.,2005;Morgan,Condliffe,2009）。不少學者對中國國內是否存在污染避難所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也存在分歧（Ruan,Zhang,2014；Zhu,Ruth,2015;Lianet.al,2016;Wuetal.,2017）。根據鄭丹等（Zhengetal,2017）的研究，過去十幾年來，中國污染型行業的空間分布發生了較大變化，污染型行業已經開始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從2004-2008年間到2009-2013年間，東部地區污染型產業的區位商從0.944下降到0.888，中部地區污染型產業的區位商從1.218上升到1.384。其中，水污染行業的空間分布變化尤為顯著，東部地區的區位商從1.027下降到0.949，中部地區則從1.034上升到1.302（表12-3）。污染型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空間轉移，也表現為東部地區產業結構中的污染型產業占比下降。2004年至2013年，東部地區污染型行業產值占比從70.6％降至50.8％。鄭丹等（Zhengetal,2017）采用面板數據模型證實，污染避難所假說在中國內部也是成立的，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政策工具對污染型行業轉移具有不同的效果。環境經濟政策（如排污收費）和公眾參與對污染型行業轉移存在顯著影響，而環境法規的實施效果則相反。此外，不同的環境規制政策工具對不同的污染型行業的影響也是不同的。6.3.1波特假說與污染避難所效應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實證分析證明，現實中確實觀察到波特假說的現象，表明適當的環境規制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及企業競爭力（李強、聶銳，2010；侯偉麗、方浪，2012；王兵、劉光天，2015），但也有研究發現波特假說不能得到驗證（許士春，2007）。針對波特假說的認識分歧，許多學者從環境規制的類型和強度、區域異質性、行業異質性等角度切入，開展了進一步的研究。原毅軍和謝榮輝（2016）認為，“波特假說”成立與否，不僅與環境規制的強度密切相關，也取決于環境規制的類型。排污收費的費用型環境規制與工業綠色生產率之間呈“U”型關系，排污費水平只有跨過特定的“拐點”，才能發揮“創新補償”效應；污染治理投資的投資型環境規制與工業綠色生產率之間具有負向線性關系，投資型環境規制未能支持“波特假說”。費用型規制與投資型規制在促進工業綠色生產率提升方面存在互補關系。張平等（2016）則認為，排污收費的費用型環境規制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排污費的征收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但是并不能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污染治理投資的投資型環境規制總體上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了“激勵效應”，支持了“波特假說”。投資型環境規制通過降低企業技術創新的風險，增強企業的信心和預期水平，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沈能（2012）認為，環境規制強度和技術創新之間呈現“U”型關系，只有環境規制強度跨越特定門檻值時，“波特假說”才能實現。黃志基等（2015）發現波特假說還受到企業異質性的影響，環境規制對生產效率高的企業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對生產效率低的企業影響不明顯。一些學者分析了區域差異對波特假說的影響。王國印和王動（2011）發現，“波特假說”在較落后的中部地區得不到支持，在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則得到了很好的支持。沈能和劉鳳朝（2012）以及沈能（2012）也認為“波特假說”在較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難以支持，在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則得到了很好的支持。波特假說還存在經濟發展水平的門檻效應，人均GDP越高的地區，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越顯著。當人均GDP低于第一門檻值(11505元)時，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彈性技術為-0.005；當人均GDP介于11505-17979元之間，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彈性系數提升到0.018；而人均GDP跨越第二門檻值(17979)時，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彈性系數可以上升到0.025。童偉偉和張建民（2012）驗證了環境規制對企業研發投入的促進效應主要存在于東部地區,在中西部地區環境規制對企業研發投入并無顯著作用。黃志基等（2015）發現不同的地理區位，環境規制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不同，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環境規制促進企業生產率增長的作用更為顯著。6.3.1波特假說與污染避難所效應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空間集聚的正外部性可以促進產業集聚，增強知識溢出，降低創新成本，提高勞動力技能，強化上下游產業鏈(Cohen和Paul，2005；LaFountain，2005；JofreMonseny等，2011)但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也會帶來負外部性：一方面，過度的空間集聚導致擁擠效應，運輸成本和生產要素價格會趨于上升(Wagner和Timmins，2009)另一方面，過度的空間集聚會導致局部地區的資源環境負荷不斷增大，環境污染加劇(姚從容，2016；Han等，2018)隨著集聚經濟的不斷增強，企業對環境規制的行為響應會發生變化，污染避難所效應趨于減弱，逐步轉向波特假說企業在面對環境規制時，如果集聚經濟不顯著、集聚紅利不大，產業轉移的機會成本較小，企業就會選擇轉移到環境規制強度較弱的區域如果集聚經濟顯著，可以為企業帶來足夠的紅利，企業的區位黏性增強了，選擇轉移到其他地區就會面臨較大的機會成本（集聚紅利的損失），此時空間集聚的正外部性就會激勵企業采用清潔技術、提高環境效率，因而企業就有了強化創新、提升技術效率的動力6.3.2集聚經濟與企業應對環境規制的行為響應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當空間集聚的負外部性過大時，就不得不采取強有力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措施資源環境承載力硬約束會倒逼產業轉型和產業轉移，部分污染企業會向資源環境負荷較低的區域轉移排放總量控制驅動的污染產業轉移，和企業向環境規制強度較弱區域的自發轉移，盡管都表現為污染產業的空間轉移，但兩者背后的驅動因素和作用機制是不同的在不同的集聚水平下，企業應對環境規制的行為響應會呈現階段性的動態變化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存在著兩個經濟集聚度的門檻，以建成區經濟密度衡量，第一個門檻值約為3億元/平方公里，第二個門檻值約為17億元/平方公里(2015年不變價)當建成區經濟密度超過第一個門檻值后，加強環境規制才能顯著降低工業部門二氧化硫（SO2）的排放強度，也就是說，波特假說所描述的工業企業的環境效率得到了顯著提升當建成區經濟密度超過第二個門檻值后，加強環境規制才能顯著降低工業部門SO2

的排放密度，也就是說，工業企業的環境污染物排放量趨于減少，環境負荷趨于下降6.3.2集聚經濟與企業應對環境規制的行為響應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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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第六章環境治理與公共政策第四節環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又稱為費用效益分析、經濟分析、效益費用分析、國民經濟分析或國民經濟評價等，指采用合適的經濟學方法和手段，對一項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進行核算和分析，通過比較政策實施所帶來的成本和收益大小，來判斷政策的經濟可行性和有效性，從而可以實現對現有和未來政策的改進和完善，以確保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減少社會經濟活動對于環境所帶來的損害6.4.1成本收益分析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成本收益分析最初是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評價非盈利、無法用利潤來衡量的公共事業部門投資的一種方法，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社會的角度來考慮某種項目方案或者政策的成本和效益問題，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1.明確分析的類別和范圍，識別關鍵的環境影響2.分析和預測重要環境影響的可能后果了解實施環境政策可能會影響的環境功能，然后分析環境功能可能受到破壞的程度，以及所帶來的經濟損失3.采用價值評估方法對后果進行貨幣化估值如果是市場中的商品，則可以通過交易價格對商品價值進行衡量對于一些無法直接量化的后果，則需要采用科學、有效的手段進行定量化評估6.4.2成本收益分析的步驟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4.計算所分析政策的成本和效益現值

復利計息，即所謂的“利上加利”，是按照本金和前期累積的利息之和來計算利息的方式，上一年的利息會作為本金，來計算下一年的利息；第n年本金和利息之和的計算公式為：對于現值的計算，可以用銀行計算利息的方式進行解釋，主要分為單利計息和復利計息兩種：6.4.2成本收益分析的步驟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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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所分析政策的成本和效益現值時，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復利的計算方式

對于從現在到未來的n年里都會發生的一系列成本和效益，發生在不同年份的成本和效益現值分別為：

4.計算所分析政策的成本和效益現值6.4.2成本收益分析的步驟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5.對比貼現后的成本和效益進一步判斷政策是否具有經濟可行性，相關指標主要包括：經濟凈現值（EconomicNetPresentValue，ENPV）是將計算期內不同年份的效益和成本之差（凈效益）通過社會貼現率折算的現值之和，計算公式為：若ENPV大于0，表明政策實施所產生的效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政策具有經濟可行性若ENPV小于0，則表明政策實施所付出的成本大于所產生的效益，政策不具有經濟可行性6.4.2成本收益分析的步驟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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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內部收益率（EconomicInternalRateofReturn，EIRR）是指使政策計算期內的累計經濟凈現值等于0時的社會貼現率，即滿足如下公式：如果EIRR大于或等于社會貼現率，則說明該政策具有經濟可行性如果EIRR小于社會貼現率，則說明該政策是不可取的經濟凈現值率（EconomicNetPresentValueRate，ENPVR）是將經濟凈現值與投資凈現值進行比較的一項指標，其計算公式為：對于幾項政策的實施方案而言，所計算出的ENPVR值越高，則說明方案越值得選擇5.對比貼現后的成本和效益6.4.2成本收益分析的步驟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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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環境政策的成本測量，需要包括政府的規制成本、企業的減排成本、社會福利損失和間接成本等：政府的規制成本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成本、政策監測成本等企業的減排成本主要是指企業為減少或防治各類環境污染所需要支付的費用，主要包括建設成本和運營成本社會福利損失是指環境政策實施導致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上升，而對生產者和消費者所造成的損失間接成本則包括了環境政策帶給產品質量、競爭力、創新的負面影響，以及由環境政策間接引起的市場改變對于環境政策的效益測量，主要包括兩個步驟：環境政策影響識別和環境政策效益的價值測量通過識別環境政策影響可以建立起環境政策要素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響應關系，篩選出受環境政策影響大、范圍廣的環境和資源要素等對于環境政策效益的價值測量而言，主要從人們的支付意愿或接受賠償意愿方面進行評估，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從直接受到影響的物品的相關市場信息中獲得；二是從其他事物中所隱含的有關信息中獲得；三是通過直接調查個人的支付意愿或接受賠償意愿獲得對于一項環境政策的實施而言，從施加影響和承受影響的角度可以將相關群體劃分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影響者主要包括政府部門、生產企業和社會公眾等被影響者主要是指會受到政策執行影響的生態環境系統、社會系統以及經濟系統6.4.3確定環境政策的影響范圍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從實施主體來看，美國國會下設有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ing，OMB），主要負責監督各政府機構的規制影響分析，具體的實施工作是由下設的信息與監督辦公室（OfficeofInformationandRegulatoryAffairs，OIRA）來開展。該部門所下設的調控政策和管理辦公室（OPRM）和國家環境經濟學中心（NCEE），會對美國環保局（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EPA）開展環境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提供指導。其中，OPRM主要負責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以確保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的科學性。NCEE則主要負責對于成本效益量化分析方法的研究，為成本效益分析提供技術支撐。從評估對象來看，美國政府要求僅針對重要的環境政策開展評估，主要涉及到三種類型的環境政策：（1）年經濟影響超過1億美元；（2）會明顯增加消費者、個別行業、聯邦、州、地方政府機構或某些區域的成本或價格；（3）會對競爭、就業、投資、生產和創新等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從評估標準來看，美國EPA在《準備經濟分析的導則》中，從環境效果、經濟效率、管理、監測和執行成本的減少、環境意識和態度的轉變、誘發創新等多個方面，對一項環境政策是否具有經濟效率提供了具體的評價標準。從評估方法來看，美國EPA在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所測量的成本主要包括減排成本、交易成本、政府規制成本、適應成本和分配成本等。6.4.4環境政策成本收益分析的案例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ics表6-1《清潔空氣法案》的成本收益分析對于效益的計算，首先是要識別出潛在的效益類型，然后量化主要涉及的效益，最后對效益進行貨幣化估值。值得注意的是，成本和效益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貼現率，轉化為基準年的貨幣價值。進而再對比政策的成本和效益，判斷出政策是否具有經濟可行性。美國EPA對于《清潔空氣法案》所開展的成本效益分析，就是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研究者通過將成本和效益都貼現到2006年的貨幣價值，發現《清潔空氣法案》所產生的效益會遠大于所付出的成本。具體評估結果如表6-1所示。參考文獻Antle,J.M.,Heidebrink,G.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theoryandinternationalevidence[J].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995,43(3):603-625.Cohen,JP,Paul,CJM.Agglomerationeconomiesandindustrylocationdecisions:theimpactsofspatialandindustrialspillovers[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005,35(3):215-237.Copeland,B.R,TaylorM.S.North-Southtradeandtheenvironment[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4,109(3):755-787.Copeland,B.R.,Taylor,M.S.Trade,growth,andtheenvironment[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004,42(1):7-71.Deng,Y.,Benney,J..Selectiveuseofpoliticalopportunity:acaseofenvironmentalprotestinruralChina[J].JournalofChineseGovernance,2017,2(1):91-105.Dong,L,Dong,H,Fujita,T.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ofChina'sSulfurdioxidecontrolstrategyattheregionallevel:regionaldisparity,inequityandfuturechallenges[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15,90:345-359.Ederington,J,Levinson,A,Minier,J.Footlooseandpollution-free[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05,87(1):92-99.Feng,G.F.,Dong,M.,Wen,J.,etal.TheimpactsofenvironmentalgovernanceonpoliticalturnoverofmunicipalpartysecretaryinChina[J].EnvironmentalScienceandPollutionResearch,2018,25(25):24668-24681.Han,F.,Xie,R.,Fang,J.,etal.Theeffectsofurbanagglomerationeconomiesoncarbonemissions:EvidencefromChinesecities[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18,172:1096-1110.Han,L.,Kung,J.K.S.Fiscalincentivesandpolicychoicesoflocalgovernments:EvidencefromChina[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15,116:89-104.He,J,K.China'sINDCandnon-fossilenergydevelopment[J].AdvancesinClimateChangeResearch,2015,6:210-215.He,J.,Wang,H..Economicstructure,developmentpolicyandenvironmentalquality:Anempiricalanalysisof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swithChinesemunicipaldata[J].EcologicalEconomics,2012(76):49-59.參考文獻Jeppesen,T,List,JA,Folmer,H.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ndnewplantlocationdecisions:evidencefromameta‐analysis[J].Journalofregionalscience,2002,42(1):19-49.Jofre-Monseny,J.,Marín-López,R.,Viladecans-Marsal,E.Themechanismsofagglomeration:Evidencefromtheeffectofinter-industryrelationsonthelocationofnewfirms[J].JournalofUrbanEconomics,2011,70(2-3):61-74.Keller,W,LevinsonA.PollutionAbatementCosts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flowstoU.S.States[J].ReviewofEconomics&Statistics,2002,84(4):691-703.LaFountain,C.Wheredofirmslocate?Testingcompetingmodelsofagglomeration[J].Journalofurbaneconomics,2005,58(2):338-366.Lee,C.J.PolluteFirst,ControlLaterNoMore:Combating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nChinaThroughanApproachBasedinPublicInterestLitigationandPublicParticipation[J].Pac.RimL.&Pol'yJ.,2008,17:795.Lei,P,TianX,HuangQ.Firmsize,governmentcapacity,andregionalenvironmentalregulation:theoreticalanalysisandempiricalevidencefromChina[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17,164:524-533.Levinson,A.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ndmanufacturers'locationchoices:EvidencefromtheCensusofManufacture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6,62(1-2):5-29.LiH,ZhouLA.Politicalturnoverandeconomicperformance:theincentiveroleofpersonnelcontrolinChina[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5,89(9-10):1743-1762.Li,G,He,Q,Shao,S,etal.Environmental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urbanenvironmentalgovernance:EvidencefromChina[J].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18,206:1296-1307.Li,H.,Hu,J.,Zhang,W.RegionaldifferencesbetweentherateofchangeofCO2emissionintensityofChineseprovincesandimplication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J].SustainableDevelopment,2018,26(4):321-336.Li,H,Zhou,L.A.Politicalturnoverandeconomicperformance:theincentiveroleofpersonnelcontrolinChina[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5,89(9-10):1743-1762.Lian,T,Ma,T,CaoJ.Theeffect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theindustriallocationofChina’smanufacturing[J].NaturalHazards,2016,80(2):1381-1403.參考文獻Li,JF,Ma,ZY,Zhang,YX,Wen,ZC.AnalysisonenergydemandandCO2emissionsinChinafollowingtheEnergyProductionandConsumptionRevolutionStrategyandChinaDreamtarget[J].AdvancesinClimateChangeResearch,2018,9:16-26.List,JA,CoCY.Theeffect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s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0,40(1):1-20.Liu,J,DiamondJ.RevolutionizingChina'senvironmentalprotection[J].Science,2008,319(5859):37-38.Morgan,OA,CondliffeS.SpatialheterogeneityinenvironmentalregulationenforcementandthefirmlocationdecisionamongUScounties[J].ReviewofRegionalStudies,2009,39(3):239-252.Panayotou,T.Demystifying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turningablackboxintoapolicytool[J].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economics,1997,2(4):465-484.Pang,R,Zheng,D,ShiM,Zhang,X.Pollutefirst,controllater?Exploringtheeconomicthresholdofeffective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China'scontext[J].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19,248.doi:10.1016/j.jenvman.2019.109275.Porte,rME,VanderLinde,C.Towardanewconceptionofthe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relationship[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5,9(4):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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