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基層干部黨風廉政建設講課稿

農村基層干部黨風廉政建設講課稿 農村基層干部黨風廉政建設講課稿 各位領導、同志們： 大家下午好 ! 很感謝合德鎮領導為我提供這樣一個機會，和大家共同探討農村基層干部特別是村居、社區干部的黨風廉政建設問題。這里，我們把村居、社區干部統稱為“村官”。 圍繞這個主題，我想講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村官腐敗眾生相 ；二是村官腐敗的特點 ；三是村官腐敗的危害 ；四是村官腐敗的成因 ；最后講一講如何治理村官腐敗。 在中國的官員里 ,村官原本算不上一級官 ,但他們手中卻又實實在在地掌握著一定的資源。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 ,村官極有可能將這份公共資源占為己有 ,使之成為他們權力尋租的基礎。目前我國農村現有村官隊伍達 100 多萬人 ,他們和農民群眾朝夕相處 ,既肩負著貫徹落實黨和政府路線、方針、政策的使命 ,又承擔著組織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任。因此 ,村官腐敗問題應當引起各級黨政組織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一、村官腐敗眾生相 “村官”再小也是官，是官就有權，有權就有利，滋生腐敗便是不可避免的。隨著近年來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村官腐敗已經從簡單的吃吃喝喝、多吃多占演變為多種多樣的犯罪形態。 形態之一：搞權錢交易， 索賄受賄 一些村官利用土地開發征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農惠農資金分配、審批、管理、發放以及林木、魚塘租賃等進行權力尋租，收受賄賂。 2001 年，吉林市某大學因建新校舍需要征用吉林市豐滿區建華村土地，該校在辦理土地使用證時找到該村黨委書記兼村委會主任王福喜，要求王福喜給予加蓋建華村的公章。王福喜認為土地補償金給得太少，以追加土地補償金為由，拒絕加蓋公章。后該校授權基建處兩名工作人員多次與王福喜談判，送給王福喜個人好處費 30 萬元，王福喜才同意蓋章。這是一起典型的村官索賄受賄案。 2005 年，浙江溫州市某 村在公墓拆遷安置過程中，村黨支部書記張良銀伙同村委會主任、婦女主任、村委委員 6 人，將獲得的實物補償出售獲利，從中收取了好處費 15 萬元，并私分。此外，張良銀還拿到好處費 8萬元。 2008 年四川地震后，國家和援建部門對重建永久性住房的受災群眾給予資金補助。四川省綿陽市某村村支書左都元借此機會，暗中伙同村會計和村委會主任，利用為受災農戶申請重建指標、宅基地選址的機會，向農房重建戶索取錢財。 2008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左都元三人共同索取和非法收受 17 戶農房重建戶現金共計 28700 元。 形態之二：騙取、貪污土地補 償款 村官腐敗，以騙取、貪污、挪用土地補償款等犯罪為甚，數額動輒上百萬元，而且具有較大的隱藏性。 2007 年 10 月，杭州市臨安市樂平鄉里伍村支書范理朝和村主任李德明，偽造了一份 14 位村民宅基地復墾房屋拆遷補償清單，共計 25 萬元，然后從宅基地整理工程項目補助資金中將該筆款項報出。實際只支付村民房屋拆遷補償款 7626 元，范、李等人瓜分了其中的 14.3 萬元。兩人還虛假公開招投標、虛增工程款，利用他人個人賬號和出具的工程款領款憑單，從村宅基地整理項目補助資金中騙取現金 30 萬元，將其中 28萬元收入私囊。 2007 年年初，原長春市南關區幸福鄉富裕村黨支部書記張振輝伙同區建設局重點項目辦公室負責人和一家拆遷公司項目經理相互串通、勾結，找來一些普通村民，采取以少做多、以無充有、虛構數字、多量面積的手段，共同侵吞國家征地拆遷補償款。在這起案件中，從村干部、村民、拆遷公司項目經理到審核監督的建設局工作人員，都被牽涉進來。他們通過內外串通，共騙取了國家征地拆遷補償款 160 多萬元。 2008 年 4 月，吉林省樺甸市大城子村的村支部書記、村主任、出納員和治保主任四名村官上欺下瞞，采取虛報土地數量和土地用途，冒充村民名義領款等一系列 弄虛作假手段，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騙取并貪污土地補償款共計 450 多萬元。此外，他們還將樺甸市消防隊征地余款 50 多萬元，收款不入賬，以個人姓名存入銀行。在這一案件中，還有街道辦事處、國土資源局等多位國家公職人員也涉嫌玩忽職守被批捕。 我國法律并沒有直接賦予村干部除了作為一個普通農民以外的任何土地處置權，但事實上，當前農村干部手中確實掌握著很大的土地處置權以及與土地相關的其他權力，這些權力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也正是這些權力的存在，而成為一些村干部尋租、搞腐敗的主要資源。 形態之三：套取、冒領惠農資金 黨 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工作，出臺了許多惠農政策，專門撥發財政資金，力促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而大量惠農資金的投入都要通過村官來使用，或通過村官之手發放到村民手上。這也給村官腐敗提供了一些機會。 江西省一個叫鄭家村的，是當地一個較大的移民安置點。 2005 年以來，上級政府撥付給該村不少民生項目扶持資金。時任該村村民小組長胡某便想出一個“妙招”：“假”以跑項目向上爭取資金的“公”，“濟”用白條套取移民經費的“私”。在這樣的精心策劃下，胡某順利將 13 萬元移民經費收入自己的腰包。 湖北省一 個叫田北海村的，是一個偏遠的小山村。 2009 年 1 月，有村民無意打開了市政務公開網，看到了一份關于國家惠農政策的補貼名單，里面有每個農戶的名字和具體的下撥金額，而田北海村也在其中。 名單首頁是“農業生產救雪災資金”發放表。這筆錢是 2008 年 5 月 20 日，由該村所在的鎮財政所以存折的形式發放的。可令人奇怪的是，公示名單上的受益對象基本上是村組干部，而僅有的兩名群眾，也分別為前任支書和現任支書的妻子。從這份表上看到，現任書記田明生一家領取的總額就達到 11500 元。 在另外的一份“自然災害生活補助資金”發放表上， 很多村干部和他們的妻子也再度上榜。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份名單中，不僅有外村人，還有署名為“太空人”的。這些表中，還有數名 2005年前后就已去世的老人的名字。 在這些名單中，還有一份“城鄉困難群眾大病醫療救助資金” 2007 年度發放表，它所涉及的村民全部是孤寡老人，居住地址填寫的都是田北海村福利院。福利院負責人說：“福利院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筆錢 !這些人中，有 9 個人不是福利院的人，也不知道他們是從哪里冒出來的。” 在其他幾項補貼中，也有一些可疑人員出現在名單上。 田北海村村干部套領惠農資金并非個案。在湖北紅安縣 ，某村干部私刻 100 多枚群眾印章冒領補貼 ；而在湖北陽新縣，一名女村官也為此栽倒。 除了套領惠農資金外，一些村官還冒領低保金。 2006 年，我們阜寧縣民政局、財政局聯合在當地報紙今日阜寧上公示了該縣享受低保對象名單。這份名單顯示：該縣羊寨鎮果林村現有村組干部 13 人，其中就有 10 人享受低保，村書記和計生主任雖然沒有“加盟”，但他們的家人卻名列其中，唯有村婦女主任未參與此事。一個村的領導班子共 13 人，竟有 12 人 (包括其親屬 )享受低保待遇，享受率高達 92.3%。 這只是“冰山一角”，村干部、富裕戶冒領低保 金現象在很多地方都很普遍。 形態之四：虛開票據，私分工程款 浙江省桐廬縣尹峰村原是一個貧困村，幾乎沒有什么工業，村集體收入靠的是幾塊林地的承包款。 2002 年鐘加平上任村村支書后，就千方百計向外爭取資金和項目。 2003 年 11 月，縣國土局按規定將一塊宅基地委托給尹峰村施工。在第一筆 10 萬元工程款到賬不久，鐘加平就叫村報賬員鄭樹洪從中取出1.5 萬元，和村主任洪關星一起 3 人各分 5000 元。 2004 年春節前， 3 個人平分了 3000元。隨后，鐘加平和鄭樹洪又各分得 1800 元。 隨著鐘加平在外爭取的宅基地項目 和公路建設項目越來越多， 3 人“分獎金”的頻率也越來越快。 按規定，街道每年都要對村級財務進行審計，如此“分獎金”，這賬如何做 ?3 人決定用虛開工程款發票來做賬。 2002年 4 月至 2005 年 4 月期間，僅鐘加平一人用虛開票據的手法就占有 21 萬多元。 村官的腐敗形態并不限于以上幾種。還有的村官發計劃生育財。先是對超生戶睜只眼閉只眼，后暗地里伸手收取“感謝費”，繼而一茬又一茬地去罰款。罰的錢，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卻進了個人腰包。還有的村官發殯葬財。 二、村官腐敗的特點 特點之一：抱團腐敗現象比較普遍 村居、 社區黨支部書記，主任，會計，出納等犯罪嫌疑人利用職務便利分工合作，貪污、挪用或者共同犯罪的現象比較普遍。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抱團腐敗的行為有的已擴大到整個村居、社區兩委人員。 2007 年初，浙江省溫州市某村，以村支書、主任為首的 8名“兩委”成員一次性私分了兩筆錢共計 16.5 萬元，一筆是從縣城防洪工程建設指揮部騙取的補償款 9 萬余元 ；另一筆是在安置房建造過程中賺取的差價 7.5 萬元。 王某是河南省某村原支部書記，他伙同他人先后涉嫌虛報冒領高速鐵路占地補償款及其他款項 10 多萬元。不僅村“兩委”班子成員，就連一些村 民小組長也“加入”了腐敗的行列。 村官抱團腐敗花樣也很多。 溫州市一個叫三里村的，是一個城市化進程中的“城中村”，村集體資產幾乎為零。然而，村干部卻利用土地流轉補償金大肆揮霍，不僅給自己開工資，還借開會名義旅游，將村務會議開到了西湖國賓館。杭州西湖國賓館是接待外國來賓及重要賓客的地方。而三里村一行 19 人，卻由村黨支部書記和主任帶隊，來這里召開了為期 5 天的村黨支部委員和村委會委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報賬 4 萬多元。而在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村，一年的財政支出也不過 4 萬元。 特點之二：城鄉接合部正在成為村官腐敗的高 發區 隨著城市化的大力推進，城鄉結合部土地征用呈現經常化的趨勢。有關專家認為，城鄉接合部正在成為村官腐敗的高發區。剛才說到的杭州市里伍村支書、村主任貪污土地補償款一案、吉林省大城子村 4 名村官貪污土地補償款一案、吉林省富裕村村干部騙取土地補償款一案，都發生于城鄉接合部。 特點之三：涉案金額呈擴大趨勢 以往村官貪污、挪用案件金額都比較小，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對新農村建設投入的加大，近兩年來涉案金額有擴大趨勢，有些涉案金額高達數百萬元。 2009 年，合肥市廬陽區某居委會黨總支書記劉懷寅因土地征用拆遷受賄 960 多萬元。資料顯示，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城郊地區，村官接觸款物的機會較多，容易誘發數額較大的經濟犯罪。 特點之四：涉案領域廣泛 村官腐敗現象在農業、林業、水利、民政社保、扶貧、土地城建、交通等多個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生，但以惠農支農資金發放、民政社保、土地征用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和環節出現較多。 三、村官腐敗的危害 村居、社區干部雖然不是國家干部和公務員，但是其作為國家政權在農村的代理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國家的形象。村官總體是值得肯定的，但一些村官腐敗行為，卻嚴重破壞了黨和國家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危 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危及了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新農村建設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一是村官腐敗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近年來，由于村官腐敗導致一些農村干群關系緊張，矛盾激化，上訪案件高發，個別地方群眾上訪頻發，還引發了群體性越級上訪事件。據一項統計顯示，由村官腐敗引發的群眾信訪已占農村信訪總量的 50%以上。有些地方的村官甚至雇用黑社會成員對信訪群眾搞打擊報復，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村官腐敗與賄選相互為惡 在一些地方，宗族勢力、派系斗爭十分活躍。按規定，村居、社區主 任管村財務，支書要想腐敗，必須拉上主任。同樣的道理，由于支書是村里的一把手，主任要想腐敗，也必須拉攏支書共同犯罪。于是，支書當選后，特別希望是自己宗族或派系的人再當選主任。于是賄選事件便屢屢發生。一些地方一張主任選票有人出到幾千元甚至上萬元。 在某個省份的一些城郊舊村改造中，涉及千萬上億元的資金都掌握在村班子手里。這里面蘊藏著巨大的權力和利益，一戶人家的安置房少則幾十萬元，多則數百萬元，給誰先批，批多少，不給誰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支書和主任。而靠賄選當選的村干部自然要撈回“成本”，在舊村居、社區改造或集 體項目建設中搞權力尋租。 三是村官腐敗使黨和政府的惠農政策不能發揮作用 惠農資金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救災減災、保障困難群眾生活，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像惠農資金中的低保金，是政府對農村中生活極度困難群眾的一種扶持，是他們救急甚至救命的錢。如果這些數量有限的低保資金被本來衣食無憂的村居、社區干部領取了，那么，困難群體的生活將無法得到保障，黨和政府對困難群眾的幫助就無法體現。 再說阜寧縣果林村領取低保金一案，該村四組組長茆某某家里，有一棟漂亮的 5 年前建的兩層樓房 ；領取低保金的村會計嚴加林家也是在村里較早就建 起樓房的，家里果樹、養殖等副業很是紅火。而許多生活貧困的群眾卻沒能評為低保對象領取到低保金。該村三組有一家，共有兩間瓦房，是兩個兒子住的。用泥土砌的那一間房子，既是廚房，也是老兩口的臥室。走進瓦房內，里面僅有幾件簡陋的家具，而廚房的房頂已開了天窗。該村四組 42 歲的高為進，患病多年，小腦萎縮，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生活也不能自理，隨哥嫂一起生活。像這些生活十分困難、急需照顧的困難群眾，卻沒有被列入“低保”名單而享受低保待遇。 村干部冒領惠農資金，嚴重損害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也影響了中央政策的貫徹落實。 四、村官腐敗的成因 村官的腐敗為什么這么猖狂 ? 一是部分農村基層黨建工作比較薄弱 一些鎮落實黨建工作責任制不到位，存在“重黨組織建設、輕黨員隊伍管理”的傾向，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硬性考核指標工作上，出現了黨建工作“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現象。甚至個別農村基層黨組織常年不召開支部大會、黨員大會、黨小組會。黨支部與黨員之間缺乏必要的交心談心，民主生活會流于形式。 二是現有規章制度和政策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 例如村務公開等規章制度和政策就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一是村務公開執行不力。有的公 開內容表面的東西多，實質內容少，群眾最關注的問題和內容不詳細、不具體。有的村連續幾年都沒有公開過相關的財務信息。有的村征地究竟征了多少畝，給了村民多少錢，村民都不清楚，村干部也不向大家講。二是民主理財流于形式。雖然實行村賬鎮管，但有的村“兩委”成員卻可以將從鎮財政所領出的補償款不入村賬而自由支配，甚至私開白條直接從鎮管的村賬中套取資金用于個人消費。 三是監督機制不健全，對村官的權力制約不強 一方面，基層群眾對村官的監督和制約較弱。村民因怕受到打擊報復等因素，對村官不愿或不敢監督。并且，大多數村民缺乏民主 意識和法制意識，不懂得如何使用法律賦予的民主權和監督權。另一方面，上級部門對村官的監督和制約有待加強。有的鄉鎮對村官的監督管理流于形式，存在“維持穩定、不出事就好”的想法，對村官出現的問題，處理起來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懲戒力度不夠，警示作用不強。有的駐村干部竟然同村官穿一條褲子，形成利益共同體。 四是村官權力過分集中 按照法律規定，村民自治主要權利應當體現在村民代表大會或村民大會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了 8 個方面的事項應該由村民會議決策，但實際上這種民主決策權并沒有落實到村民會議中，村民自治變成了村委會自治。這就使腐敗有了潛在的可能。 而權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錢，尤其是在村級財務管理混亂時。有專業人士曾這樣歸納：有的村，村支書簽批，村主任也簽批，造成財務管理混亂失控 ；有的村，會計、出納不分設，讓一人兼任 ；有的村，村會計、村主任和村支書有一定的親緣關系，錢賬不分，白條坐收坐支，缺乏制約 ；有的村官使出渾身解數，將村支書、村委會主任、村委會會計兩個或三個職務一肩挑，幾份工資、辦公費等一并收入個人囊中 ；個別從事財務的人員不懂會計業務，不堅持原則，惟村支書和村主任的命令是從。這些都為村官腐敗打開了方便之門 。 五是一些村官素質不高 從農村基層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情況來看，被立案查處的村官大多數文化程度較低，法紀意識淡薄，政治素質不高，面對利益誘惑，容易鋌而走險。有的認為自己官小職低，放松自我約束和要求 ；有的抱有僥幸心理，覺得不可能都被發現，不可能都給予處理，因此見物撈物，見錢撈錢。 五、如何治理村官腐敗 治理村官腐敗要多管齊下。 一要認真落實農村基層黨建工作責任制 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加強農村黨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實現中央部署要求，必須進一步落實農村黨建工作責任制 ，尤其是突出領導班子和主要領導的職責。一是明確責任。鎮黨委書記要切實履行好黨建工作“第一責任人”的職責，堅持“書記抓、抓書記”。二是科學考核。樹立“圍繞經濟抓黨建，抓好黨建促發展”的理念，真正做到黨建工作與經濟工作目標同訂、任務同下、監控同抓、職責同查、工作同獎懲，把抓基層組織建設的成效作為干部評優、調整、提拔等方面的重要依據。三是嚴格責任追究。對履行責任制的情況要建立通報制度，對嚴重失職的，實行“一票否決”。 二要拓寬農村基層干部來源，選準配強村兩委帶頭人 一是堅持德才兼備選好村居、社區黨支部書記。以 守信念、講奉獻、有本領、重品行為標準，把公正廉潔、致富能力強、善于化解矛盾、對農民有感情、群眾擁護的優秀年輕黨員，選拔到村居、社區黨支部書記崗位上來。二是廣辟村居、社區干部人才渠道。要抓住務工青年返鄉創業的契機，從中發現選拔一批有見識、有能力、肯吃苦、會管理的年輕人作為村居、社區“兩委”成員重點培養對象。現在配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