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改增”下融資租賃企業的變革與應對：基于試點地區的深度剖析

“營改增”下融資租賃企業的變革與應對：基于試點地區的深度剖析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1.1.1研究背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國稅收制度也在不斷改革與完善，其中“營改增”是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舉措。“營改增”即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其核心目的在于避免重復征稅，促進社會形成更好的良性循環，助力企業降低稅負。在原有的稅制結構中，增值稅和營業稅分立并行，是兩個最為重要的流轉稅稅種。然而，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稅制逐漸暴露出諸多缺陷，如將第三產業排除在增值稅的征稅范圍之外，這極大地限制了服務業的發展；部分商品和服務業區分困難，給稅收征管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不便。2011年底，我國做出重要決策，決定將原來征收營業稅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納入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并率先以上海市作為改革試點。此后，“營改增”試點范圍逐步擴大。截至2012年底，“營改增”的“6+1”試點由上海市成功擴大到8個省（市）。2013年5月24日，《關于在全國開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稅收政策的通知》印發，這使得營改增試點和行業范圍進一步拓展。到了2016年3月23日，《關于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發布，明確自2016年5月1日起，“營改增”在全國范圍內的所有行業全面展開，至此，營業稅正式退出稅收歷史舞臺。融資租賃行業作為現代金融業的重要分支，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著日益重要的地位。它是集融資與融物、貿易與技術更新于一體的新型金融產業，通過獨特的業務模式，為企業提供了靈活的融資解決方案。融資租賃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對供貨人的選擇，出資向供貨人購買租賃物件，并租給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則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賃期內租賃物件的所有權屬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擁有租賃物件的使用權。這種模式對于減輕承租人的資金壓力、保證出租人的生產制造活動具有關鍵作用，進而對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有序運行意義重大。融資租賃行業能夠為企業提供靈活的融資解決方案，尤其是對于那些資金需求較大、但傳統融資渠道受限的企業而言，融資租賃成為了重要的融資途徑；它還有助于企業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設備的更新換代和技術升級，推動產業的發展和升級。在“營改增”全面推行的大背景下，融資租賃行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深刻影響。由于其業務模式的特殊性以及與上下游企業緊密的關聯，“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的稅負、財務狀況、經營策略等方面都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這些影響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因此，深入研究“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的影響，并探尋有效的稅務籌劃策略，成為了融資租賃企業在新稅制環境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課題。1.1.2研究意義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助力融資租賃企業應對“營改增”：通過深入剖析“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的影響，企業能夠全面、系統地了解新稅制給自身帶來的變化。在此基礎上，企業可以有針對性地制定稅務籌劃方案，合理降低稅負，優化財務狀況，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強自身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從而更好地適應“營改增”后的稅收環境，實現穩定、健康發展。為完善我國融資租賃稅收政策提供參考：對“營改增”后融資租賃企業面臨的問題進行研究，能夠為政府部門提供豐富、詳實的決策依據。政府可以根據研究結果，結合融資租賃行業的特點和發展需求，進一步優化和完善相關稅收政策。這不僅有助于解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困難，還能促進融資租賃行業的規范化、標準化發展，使其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融資租賃行業發展提供有益參考：研究成果能夠為融資租賃行業內的其他企業提供寶貴的借鑒經驗，幫助它們更好地理解“營改增”政策，認識到政策調整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企業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參考本研究提出的稅務籌劃建議，制定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避免在發展過程中走彎路，推動整個融資租賃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1.2研究方法與創新點1.2.1研究方法文獻研究法：廣泛搜集國內外關于“營改增”和融資租賃的相關文獻資料，包括學術論文、研究報告、政策法規等。對這些資料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了解前人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現狀，為本文的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研究思路，避免研究的盲目性和重復性。案例分析法：選取試點地區具有代表性的融資租賃公司作為具體案例，深入研究“營改增”對其稅負、財務狀況、經營策略等方面產生的實際影響。通過對案例的詳細分析，揭示“營改增”在實際應用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措施和稅務籌劃建議，使研究更具實踐指導意義。數據分析法：收集試點地區融資租賃公司在“營改增”前后的財務數據，運用科學的數據分析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深入挖掘和分析。通過數據對比，直觀、準確地展現“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各項財務指標的影響，為研究結論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持，增強研究的科學性和可信度。1.2.2創新點研究視角創新：從試點地區融資租賃公司的多維度出發，綜合考慮不同規模、不同業務模式的融資租賃企業在“營改增”過程中受到的影響。這種全面、細致的研究視角能夠更真實、全面地反映“營改增”政策對融資租賃行業的影響，彌補了以往研究在視角上的局限性。提出針對性稅務籌劃方案：根據試點地區融資租賃公司的實際情況和“營改增”帶來的影響，結合相關稅收政策和法規，提出具有高度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稅務籌劃方案。這些方案不僅考慮了企業的短期利益，還兼顧了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能夠為融資租賃企業在“營改增”背景下的稅務籌劃提供切實可行的指導。二、“營改增”相關政策解讀2.1“營改增”政策概述在我國原有的稅收體系中，營業稅和增值稅是兩大重要的流轉稅稅種，二者并行存在。營業稅主要針對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以其營業額為計稅依據進行征收；增值稅則以商品（含應稅勞務）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作為計稅依據。然而，這種稅制結構逐漸暴露出諸多問題。一方面，營業稅存在重復征稅現象，企業每經過一個經營環節，都需按照營業額全額繳納營業稅，這使得企業稅負隨著經營環節的增多而不斷加重，抑制了企業的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發展。另一方面，由于營業稅和增值稅分屬不同的征稅范圍，導致增值稅的抵扣鏈條在某些環節中斷，無法充分發揮增值稅避免重復征稅、促進經濟效率提升的優勢。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我國自2011年開始逐步推行“營改增”政策。2011年11月16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方案》，明確從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此后，試點范圍不斷擴大，2012年9月1日起，試點范圍分批擴大至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廣東和廈門、深圳10個省（直轄市、計劃單列市）。2013年8月1日，“營改增”試點在全國范圍內推開，并將廣播影視服務業納入試點范圍。2014年1月1日，鐵路運輸和郵政業納入“營改增”試點；2014年6月1日，電信業納入“營改增”試點。2016年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將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納入試點范圍，實現了增值稅對貨物和服務的全覆蓋，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營改增”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稅收體系和經濟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從稅收體系角度來看，“營改增”消除了重復征稅，完善了增值稅抵扣鏈條，使稅收制度更加科學合理，提高了稅收征管效率，減少了稅收漏洞，促進了稅收公平。從經濟結構調整角度來看，“營改增”鼓勵企業專業化分工和協作，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降低了企業稅負，激發了企業的創新活力和市場競爭力，促進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2融資租賃企業“營改增”前后稅收政策對比2.2.1稅目與稅率變化在“營改增”之前，融資租賃業務被歸類為“金融保險業”，適用營業稅，稅率為5%。在這種稅制下，融資租賃企業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包括殘值）減除出租方承擔的出租貨物的實際成本后的余額為營業額計算繳納營業稅。“營改增”之后，融資租賃業務的稅目和稅率發生了較大變化。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適用增值稅稅率，在不同階段有所調整。2012-2018年4月期間，稅率為17%；自2018年5月1日起，調整為16%；自2019年4月1日起，進一步調整為13%。不動產融資租賃服務，自2016年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時，適用稅率為11%；自2018年5月1日起，調整為10%；自2019年4月1日起，調整為9%。融資性售后回租業務在“營改增”后，從原屬于“租賃服務-融資租賃服務”稅目，調整為“金融服務-貸款服務”稅目，適用增值稅稅率為6%。這種稅目和稅率的變化，對融資租賃企業的稅負產生了直接影響。由于增值稅稅率相對較高，若企業不能充分獲取進項稅額進行抵扣，可能導致稅負增加。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增值稅的抵扣機制也為企業提供了通過合理籌劃降低稅負的空間，促使企業更加注重進項稅額的管理和控制。2.2.2計稅依據與計稅方法差異“營改增”前，融資租賃企業營業稅的計稅依據為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包括殘值）減除出租方承擔的出租貨物的實際成本后的余額。實際成本包括貨物的購入價、關稅、增值稅、消費稅、運雜費、安裝費、保險費和貸款的利息（包括外匯借款和人民幣借款利息）。這種計稅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出租方的成本支出，但由于營業稅不能抵扣進項稅額，存在重復征稅的問題。“營改增”后，一般計稅方法下，融資租賃企業以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扣除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匯借款和人民幣借款利息）、發行債券利息和車輛購置稅后的余額為銷售額計算繳納增值稅。對于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以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不含本金），扣除對外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匯借款和人民幣借款利息）、發行債券利息后的余額作為銷售額。同時，一般納稅人可以憑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額。簡易計稅方法下，適用于小規模納稅人以及一般納稅人發生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特定應稅行為，按照銷售額和征收率計算應納稅額，不得抵扣進項稅額，征收率通常為3%。與“營改增”前相比，“營改增”后的計稅依據在扣除項目上有所調整，并且引入了進項稅額抵扣機制，使得計稅方法更加復雜，但也更加科學合理。企業需要準確核算銷售額和進項稅額，合理選擇計稅方法，以降低稅負。2.2.3稅收優惠政策調整“營改增”前，融資租賃企業在營業稅方面享受一些特定的優惠政策，但整體優惠力度和范圍相對有限。“營改增”后，為了確保融資租賃行業平穩過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其中，即征即退政策是較為重要的一項。經人民銀行、銀監會或者商務部批準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試點納稅人中的一般納稅人，提供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和有形動產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享受這一政策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和范圍限制。企業必須是經相關部門批準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一般納稅人，并且業務必須是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和有形動產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實際稅負的計算方式也有明確規定，這要求企業準確核算相關數據，以確定是否符合即征即退的條件。除了即征即退政策外，“營改增”后融資租賃企業在一些特定業務和領域可能還會享受其他稅收優惠政策，如在跨境融資租賃業務中，可能涉及出口退稅等優惠政策。這些稅收優惠政策的調整，對融資租賃企業的稅負和經營策略產生了重要影響，企業需要深入了解并合理利用這些政策，以實現自身的發展目標。三、“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的影響3.1對企業稅負的影響3.1.1理論分析在“營改增”之前，融資租賃企業繳納營業稅，計稅依據為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包括殘值）減除出租方承擔的出租貨物的實際成本后的余額，稅率為5%。營業稅是一種價內稅，其稅負無法通過抵扣鏈條進行轉嫁，這就導致在業務流轉過程中，每經過一個環節都可能產生重復征稅的問題。例如，在租賃設備的采購環節，企業已經承擔了設備的增值稅，但在繳納營業稅時，這部分已繳納的增值稅無法得到抵扣，從而加重了企業的整體稅負。“營改增”之后，融資租賃企業的稅務處理發生了顯著變化。在銷項稅額方面，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適用的增值稅稅率在不同階段有所調整，2012-2018年4月期間為17%，2018年5月1日起調整為16%，2019年4月1日起進一步調整為13%；不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在2016年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時適用稅率為11%，2018年5月1日起調整為10%，2019年4月1日起調整為9%；融資性售后回租業務適用“金融服務-貸款服務”稅目，增值稅稅率為6%。較高的增值稅稅率可能會增加企業的銷項稅額，從而對企業稅負產生影響。然而，增值稅的一大優勢在于其進項稅額抵扣機制。企業在購置租賃設備、支付與租賃業務相關的費用（如運輸費、保險費等）時，如果能夠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就可以將這些發票上注明的進項稅額從銷項稅額中抵扣。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企業的實際稅負，尤其是對于那些進項稅額較大的企業來說，抵扣效應更為明顯。例如，某融資租賃企業在“營改增”后開展一筆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業務，向承租人收取的租金及價外費用共計1130萬元（含稅），適用增值稅稅率為13%，則其銷項稅額為1130÷(1+13%)×13%=130萬元。若該企業在購置租賃設備時支付了800萬元（含稅），取得了稅率為13%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可抵扣的進項稅額為800÷(1+13%)×13%≈92.04萬元，那么該企業實際應繳納的增值稅為130-92.04=37.96萬元。如果在“營改增”前，該業務按照營業稅計算，假設其營業額為1130萬元（含稅），扣除出租貨物的實際成本800萬元（含稅）后的余額為營業額，稅率為5%，則應繳納營業稅(1130-800)×5%=16.5萬元。從這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看出，“營改增”后企業的稅負變化不僅取決于銷項稅額和進項稅額的具體數值，還與企業的業務模式、成本結構等因素密切相關。如果企業能夠充分獲取進項稅額進行抵扣，“營改增”有可能降低企業的稅負；反之，如果進項稅額不足，企業的稅負可能會增加。此外，“營改增”后融資租賃企業還可能享受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如即征即退政策。經人民銀行、銀監會或者商務部批準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試點納稅人中的一般納稅人，提供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和有形動產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符合條件企業的稅負，鼓勵了融資租賃業務的發展。但享受該政策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如企業必須是經相關部門批準的一般納稅人，且業務必須是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和有形動產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等，實際操作中，部分企業可能由于各種原因無法滿足這些條件，從而無法享受這一優惠政策。3.1.2試點地區案例數據分析為了更直觀地了解“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稅負的實際影響，選取試點地區A融資租賃公司作為案例進行深入分析。A公司是一家具有代表性的融資租賃企業，主要從事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業務，在“營改增”前后業務規模和經營狀況相對穩定，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收集A公司在“營改增”前（2011-2012年）和“營改增”后（2013-2014年）的財務數據，包括營業收入、成本、繳納的稅款等。通過對這些數據的整理和統計，對比“營改增”前后公司稅負的變化情況。年份營業收入（萬元）營業成本（萬元）繳納營業稅（萬元）繳納增值稅（萬元）稅負率（營業稅/營業收入）稅負率（增值稅/營業收入）201150003500100-2%-201255003800110-2%-201360004000-120-2%201465004300-130-2%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營改增”前A公司的營業稅稅負率均為2%。“營改增”后，雖然公司的營業收入和營業成本都有所增加，但增值稅稅負率也保持在2%，與“營改增”前基本持平。這表明在A公司的案例中，“營改增”對其稅負并未產生明顯的增加或減少。進一步分析發現，A公司在“營改增”后能夠及時調整經營策略，加強與供應商的合作，確保在購置租賃設備時能夠取得足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從而充分享受進項稅額抵扣政策。例如，在2013年，公司購置了一批價值3000萬元的租賃設備，取得了稅率為17%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可抵扣的進項稅額為3000÷(1+17%)×17%≈435.9萬元，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因稅率提高帶來的銷項稅額增加，使得公司的稅負保持穩定。再選取試點地區的B融資租賃公司進行分析。B公司同樣從事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業務，但業務模式與A公司略有不同，其在設備采購環節的成本占比較高，且部分供應商無法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年份營業收入（萬元）營業成本（萬元）繳納營業稅（萬元）繳納增值稅（萬元）稅負率（營業稅/營業收入）稅負率（增值稅/營業收入）20114000300050-1.25%-20124500330055-1.22%-201350003600-80-1.6%201455003900-90-1.64%從B公司的數據可以看出，“營改增”前其營業稅稅負率較低，分別為1.25%和1.22%。“營改增”后，增值稅稅負率明顯上升，2013年為1.6%，2014年進一步上升至1.64%。這主要是因為B公司在設備采購環節雖然成本較高，但由于部分供應商無法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導致其進項稅額抵扣不足。例如，2013年公司購置設備花費3000萬元，但僅有2000萬元取得了增值稅專用發票，可抵扣進項稅額為2000÷(1+17%)×17%≈290.6萬元，而銷項稅額為5000÷(1+17%)×17%≈726.5萬元，應繳納增值稅726.5-290.6=435.9萬元，經過計算稅負率上升。通過對試點地區A、B兩家融資租賃公司的案例數據分析可以發現，“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稅負的影響存在差異。對于能夠充分獲取進項稅額抵扣的企業，如A公司，“營改增”后稅負基本保持穩定；而對于進項稅額抵扣不足的企業，如B公司，“營改增”則導致了稅負的上升。這表明企業的進項稅額獲取能力和成本結構在“營改增”后對稅負變化起著關鍵作用，企業需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合理調整經營策略和稅務籌劃方案，以應對“營改增”帶來的稅負變化。3.2對企業財務狀況的影響3.2.1對資產負債表的影響在“營改增”之前，融資租賃企業購置的固定資產按照含稅價格入賬。例如，企業購置一臺價值100萬元（含稅）的設備用于融資租賃業務，該設備入賬價值即為100萬元。在計提折舊時，以100萬元為基數進行計算。“營改增”之后，由于增值稅是價外稅，企業購置固定資產時，如果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固定資產的入賬價值將按照不含稅價格計算。假設上述設備增值稅稅率為13%，則不含稅價格為100÷(1+13%)≈88.5萬元，企業按照88.5萬元入賬固定資產。這使得固定資產的入賬價值降低，進而導致在后續折舊計提時，折舊金額也相應減少。折舊作為成本費用的一部分，其減少會影響企業的利潤表和資產負債表中的相關項目。在負債項目方面，“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的應交稅費項目產生了明顯影響。“營改增”前，企業繳納營業稅，其應納稅額的計算相對簡單，按照營業額乘以營業稅稅率即可得出。“營改增”后，增值稅的計算涉及銷項稅額和進項稅額的抵扣，應納稅額為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后的余額。這使得應交稅費項目的核算變得更加復雜，企業需要準確核算各項業務的銷項稅額和可抵扣的進項稅額，以確定當期應繳納的增值稅額。如果企業在某一時期進項稅額較多，可能會出現應交稅費為負數的情況，這在“營改增”前是不存在的，這種變化會對資產負債表中負債項目的金額和結構產生影響。此外，“營改增”還可能影響企業的長期應付款項目。在融資租賃業務中，承租人支付的租金包含本金和利息兩部分。“營改增”前，租金按照含稅金額進行核算，長期應付款的金額也相應包含了營業稅。“營改增”后，租金中的增值稅部分需要單獨核算，這會導致長期應付款的入賬金額發生變化，進而影響企業的負債結構。例如，一份融資租賃業務合同約定承租人每年支付租金100萬元（含稅），“營改增”前長期應付款按照100萬元入賬；“營改增”后，假設增值稅稅率為13%，則不含稅租金為100÷(1+13%)≈88.5萬元，長期應付款按照88.5萬元入賬，剩余的11.5萬元作為增值稅單獨核算。3.2.2對利潤表的影響“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營業收入的確認產生了顯著影響。在“營改增”之前，企業的營業收入按照含稅的租金收入全額確認。例如，企業向承租人收取一年的租金100萬元，這100萬元全部確認為營業收入。“營改增”之后，由于增值稅是價外稅，營業收入需要按照不含稅的租金收入進行確認。假設增值稅稅率為13%，則不含稅租金收入為100÷(1+13%)≈88.5萬元，企業只能將88.5萬元確認為營業收入，這使得企業的營業收入在賬面上出現下降。這種變化不僅影響了企業的收入規模展示，還可能對企業的一些財務指標計算產生影響，如毛利率、凈利率等。在成本方面，“營改增”同樣帶來了變化。如前文所述，固定資產入賬價值的降低導致折舊費用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的成本支出。企業在購置設備、接受服務等過程中取得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可以抵扣，減少了實際的成本負擔。假設企業在“營改增”后購置一批設備，支付價款113萬元（含稅），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可抵扣進項稅額13萬元，那么企業實際的設備購置成本為100萬元，相比“營改增”前成本降低。但如果企業無法取得足額的進項稅額抵扣，或者進項稅額抵扣的時間滯后，可能會導致企業成本在短期內上升，影響企業的利潤水平。綜合營業收入和成本的變化，“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利潤的影響較為復雜。如果企業能夠充分利用進項稅額抵扣政策，降低成本的幅度大于營業收入下降的幅度，企業的利潤可能會增加；反之，如果成本降低不明顯，而營業收入下降較多，企業的利潤則可能減少。例如，某融資租賃企業在“營改增”前營業收入為1000萬元，成本為800萬元，利潤為200萬元；“營改增”后，營業收入變為885萬元（含稅收入1000萬元換算為不含稅收入），成本由于折舊減少和進項稅額抵扣等因素變為750萬元，此時利潤為135萬元，利潤有所下降。但如果企業通過優化采購渠道，進一步降低成本，或者提高租金定價以彌補營業收入的下降，利潤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3.2.3對現金流量表的影響在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方面，“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產生了多方面影響。從現金流入角度來看，由于營業收入按照不含稅金額確認，企業收到的租金中增值稅部分需要單獨核算，不再直接計入營業收入現金流。這可能導致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在賬面上有所減少，但實際上企業的現金收款總額可能并未發生變化，只是現金流的分類和核算方式發生了改變。從現金流出角度來看，企業在購置設備、支付費用等過程中，如果能夠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支付的款項中包含的進項稅額部分可以抵扣，減少了實際的現金流出。例如，企業購買一臺設備支付113萬元（含稅），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后，可抵扣進項稅額13萬元，實際現金流出為100萬元，相比“營改增”前減少了13萬元。但如果企業無法及時取得進項稅額抵扣，或者進項稅額抵扣的審批流程較長，可能會導致短期內現金流出增加，影響企業的資金流動性。在投資活動現金流量方面，“營改增”主要影響企業購置固定資產等長期資產的現金支出。如前所述，固定資產入賬價值的降低使得企業在購置固定資產時支付的價款中增值稅部分可以單獨核算，減少了投資活動現金流出的金額。假設企業購置一項固定資產，“營改增”前需支付100萬元（含稅），“營改增”后支付100萬元（含稅），但可抵扣進項稅額13萬元，實際投資活動現金流出為87萬元，減少了13萬元。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企業的資金壓力，有利于企業進行更多的投資活動，促進企業的發展。在籌資活動現金流量方面，“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的影響相對較小。企業的籌資活動主要包括吸收投資、取得借款、償還債務等，這些活動與增值稅的關聯性不大。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如企業發行債券籌集資金用于購置固定資產，“營改增”后由于固定資產入賬價值和進項稅額抵扣的變化，可能會間接影響企業的籌資決策和籌資成本。例如，企業原本計劃發行債券籌集100萬元用于購置固定資產，“營改增”后由于固定資產實際購置成本降低，可能只需要籌集87萬元（假設可抵扣進項稅額13萬元），從而調整債券發行規模和籌資結構。3.3對企業業務模式的影響3.3.1直租與售后回租業務的選擇變化在“營改增”之前，直租和售后回租業務在稅收政策上的差異相對較小，融資租賃企業在選擇業務模式時主要考慮客戶需求、市場環境等因素。“營改增”之后，兩種業務模式在稅收成本和收益上出現了明顯變化，這促使企業重新審視業務模式的選擇。對于直租業務，“營改增”后其增值稅稅率相對較高。以有形動產直租業務為例，在不同階段適用的增值稅稅率分別為17%、16%和13%。這意味著企業在直租業務中需要繳納較高的銷項稅額。但直租業務也有其優勢，承租人可以通過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進項稅額抵扣，從而降低自身的成本。對于那些需要大量購置設備且具備一般納稅人資格的企業來說，直租業務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例如，某制造企業需要購置一批生產設備，通過直租方式從融資租賃企業租入設備，支付租金并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可抵扣進項稅額，降低了企業的實際設備購置成本。對于融資租賃企業而言，如果能夠充分獲取進項稅額抵扣，直租業務的稅負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如企業在購置租賃設備時取得了足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其進項稅額可以抵扣銷項稅額，從而減輕稅負。售后回租業務在“營改增”后的稅收政策發生了較大變化。它從原屬于“租賃服務-融資租賃服務”稅目調整為“金融服務-貸款服務”稅目，四、試點地區融資租賃公司案例分析4.1案例公司選取與背景介紹為深入探究“營改增”對融資租賃企業的實際影響，選取試點地區的C融資租賃公司作為案例研究對象。C公司成立于2010年，坐落于“營改增”試點的核心區域，具有獨特的地域優勢，能夠率先接觸和適應新的稅收政策環境。公司注冊資本為5億元，經過多年的穩健發展，已成長為一家在行業內頗具影響力的中型融資租賃企業。在公司規模方面，C公司擁有一支專業素養高、業務經驗豐富的團隊，員工總數達200余人，其中包括金融、財務、法律、設備技術等多領域的專業人才，能夠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專業化的融資租賃服務。公司的資產規模逐年穩步增長，截至2022年底，總資產達到50億元，業務覆蓋全國多個地區，與眾多知名企業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C公司的業務范圍廣泛，涵蓋了多個行業領域。在設備租賃方面，公司涉及工程機械、醫療設備、交通運輸設備等，為制造企業、醫療機構、物流企業等提供設備融資租賃服務，幫助企業解決設備購置資金難題，促進企業的設備更新和技術升級。在基礎設施租賃領域，公司參與了城市軌道交通、能源設施等項目的融資租賃業務，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持，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和基礎設施的完善。此外，C公司還積極拓展新能源領域的融資租賃業務，如風力發電設備、太陽能發電設備等，響應國家綠色發展戰略，助力新能源產業的快速發展。C公司采用直接租賃和售后回租兩種主要經營模式。在直接租賃模式下，C公司根據承租人的需求，從設備供應商處采購設備，然后將設備出租給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照租賃合同約定分期支付租金。這種模式能夠滿足企業對新設備的需求，同時減輕企業一次性購置設備的資金壓力。例如，某制造企業計劃擴大生產規模，需要購置一批先進的生產設備，但由于資金有限，無法一次性支付設備款項。C公司通過直接租賃模式，為該企業提供了設備融資服務，使企業順利獲得設備并投入生產，提高了企業的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在售后回租模式下，承租人將自有設備出售給C公司，然后再從C公司租回設備繼續使用。這種模式有助于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提高資金的流動性，優化企業的財務結構。比如，某企業擁有一套閑置的設備，但企業急需資金用于其他業務拓展。C公司通過售后回租模式，購買了該企業的設備，并將設備回租給企業，企業獲得了資金，同時不影響設備的正常使用，實現了資產的有效利用。C公司憑借其靈活的經營模式和優質的服務，在融資租賃市場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4.2“營改增”對案例公司的具體影響分析4.2.1稅負變化分析“營改增”政策的實施對C融資租賃公司的稅負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中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變化尤為突出。在增值稅方面，“營改增”前，C公司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繳納營業稅，稅率為5%。以2011年為例，公司當年取得融資租賃業務收入10000萬元，按照營業稅計算，應繳納營業稅10000×5%=500萬元。“營改增”后，公司作為一般納稅人，提供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適用增值稅稅率在不同階段有所變化。2012-2018年4月期間為17%，2018年5月1日起調整為16%，2019年4月1日起進一步調整為13%。假設2013年公司取得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業務收入12000萬元（含稅），購置租賃設備支付10000萬元（含稅），取得稅率為17%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首先計算銷項稅額，12000÷(1+17%)×17%≈1743.59萬元；可抵扣的進項稅額為10000÷(1+17%)×17%≈1452.99萬元；則應繳納增值稅1743.59-1452.99=290.6萬元。與“營改增”前相比，雖然稅率大幅提高，但由于存在進項稅額抵扣機制，增值稅稅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然而，在實際經營中，C公司并非總能順利獲取足額的進項稅額抵扣。部分供應商由于自身規模或業務性質等原因，無法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提供的發票存在問題，導致公司進項稅額抵扣不足。例如，在2014年，公司與一家小型設備供應商合作，采購設備時對方只能提供普通發票，無法進行進項稅額抵扣，這使得公司在該筆業務中的增值稅稅負明顯增加。在企業所得稅方面，“營改增”對C公司也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營改增”后公司營業收入的確認發生了變化。由于增值稅是價外稅，營業收入按照不含稅金額確認，相比“營改增”前含稅收入全額確認，營業收入在賬面上有所下降。如2015年公司取得融資租賃業務含稅收入15000萬元，“營改增”前確認營業收入15000萬元；“營改增”后，假設增值稅稅率為17%，不含稅營業收入為15000÷(1+17%)≈12820.51萬元。營業收入的下降會直接影響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另一方面，成本費用的變化也會影響企業所得稅。如前文所述，固定資產入賬價值的降低導致折舊費用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而企業在購置設備、接受服務等過程中取得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可以抵扣，減少了實際的成本支出，又會相應減少應納稅所得額。綜合這些因素，C公司在“營改增”后企業所得稅的計算變得更加復雜，需要準確核算各項收入和成本費用，以確定合理的應納稅所得額。例如，2016年公司通過準確核算，利用進項稅額抵扣和合理的成本費用列支，使得企業所得稅稅負在“營改增”后保持相對穩定。但在2017年，由于業務結構調整和部分成本費用的增加，盡管有進項稅額抵扣的影響，企業所得稅稅負仍略有上升。4.2.2財務指標變動分析“營改增”對C融資租賃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等財務指標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這些變化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改變。資產負債率是衡量企業長期償債能力的重要指標。“營改增”后，C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發生了一定變化。如前文所述，“營改增”使得固定資產入賬價值降低，同時長期應付款的入賬金額也可能因租金中增值稅的單獨核算而發生改變，這些變化會影響資產和負債項目的金額，進而對資產負債率產生影響。以2012-2013年為例，2012年“營改增”前公司資產總額為30億元，負債總額為20億元，資產負債率為20÷30×100%≈66.67%。2013年“營改增”后，由于固定資產入賬價值降低以及長期應付款核算的變化，資產總額調整為28億元，負債總額調整為18億元，資產負債率變為18÷28×100%≈64.29%。資產負債率的下降表明公司的長期償債能力有所增強，財務風險相對降低。這是因為固定資產入賬價值的降低減少了資產總額，而負債總額的調整幅度相對較小，使得資產負債率下降。這可能是由于公司在“營改增”后優化了資產結構，合理安排了債務融資，從而改善了長期償債能力。利潤率是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關鍵指標。“營改增”對C公司利潤率的影響較為復雜，涉及營業收入和成本費用的多方面變化。“營改增”后，營業收入按照不含稅金額確認，導致營業收入在賬面上下降。同時，成本費用方面，雖然固定資產折舊費用因入賬價值降低而減少，且進項稅額抵扣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但如果進項稅額抵扣不足，或者市場環境變化導致租金收入受到影響，利潤率仍可能受到不利影響。例如，2014年公司營業收入為18000萬元（含稅），“營改增”后不含稅營業收入為18000÷(1+17%)≈15384.62萬元。成本費用方面，由于部分供應商無法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進項稅額抵扣不足，使得實際成本支出增加。當年成本費用共計13000萬元，而在“營改增”前假設成本費用為12000萬元（不考慮增值稅影響）。則“營改增”前利潤率為(18000-12000)÷18000×100%≈33.33%，“營改增”后利潤率為(15384.62-13000)÷15384.62×100%≈15.49%。可以看出，在這種情況下，“營改增”導致公司利潤率大幅下降。但在2015年，公司通過加強供應商管理，確保能夠獲取足額的進項稅額抵扣，同時優化租金定價策略，使得利潤率有所回升。凈資產收益率反映了股東權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運用自有資本的效率。“營改增”對C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影響是營業收入、成本費用和資產結構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由于營業收入和利潤率的變化，以及資產負債率的調整對凈資產的影響，凈資產收益率也會相應改變。例如，2013年“營改增”前公司凈利潤為5000萬元，凈資產為10億元，凈資產收益率為5000÷100000×100%=5%。2014年“營改增”后，凈利潤因利潤率下降變為3000萬元，凈資產由于資產負債率下降調整為9億元，凈資產收益率變為3000÷90000×100%≈3.33%。凈資產收益率的下降表明公司運用自有資本獲取收益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但隨著公司不斷調整經營策略，適應“營改增”政策，在后續年份中凈資產收益率逐漸趨于穩定，并在一些業務優化措施的推動下有所提升。4.2.3業務調整策略面對“營改增”帶來的諸多影響，C融資租賃公司積極采取業務調整策略，以適應新的稅收政策環境，實現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在業務結構優化方面，C公司加大了直租業務的拓展力度。“營改增”后，直租業務雖然增值稅稅率相對較高，但承租人可以通過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進項稅額抵扣，這對于一些具有一般納稅人資格且有設備購置需求的企業具有較大吸引力。C公司抓住這一市場需求變化，加強與設備供應商的合作，優化設備采購渠道，確保能夠為承租人提供優質、價格合理的設備，并及時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例如，公司與一家知名工程機械供應商建立了長期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推出針對建筑企業的直租業務方案。建筑企業通過直租方式從C公司租入工程機械，不僅解決了資金問題，還能獲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抵扣，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同時，C公司對售后回租業務進行了精細化管理。由于售后回租業務在“營改增”后稅目和稅率發生了變化，公司對該業務的風險和收益進行了重新評估，篩選優質客戶，優化業務流程，提高業務的盈利能力。對于一些信用良好、資產質量高的企業，公司繼續開展售后回租業務，并在合同條款設計上充分考慮稅收因素，合理確定租金價格和支付方式，以確保公司在合規的前提下實現收益最大化。在客戶選擇方面，C公司更加注重客戶的納稅身份和經營狀況。優先選擇具有一般納稅人資格的企業作為合作對象，因為這類客戶能夠充分利用“營改增”后的進項稅額抵扣政策，降低自身成本，從而更有意愿與公司開展融資租賃業務。同時，公司加強對客戶經營狀況的評估，關注客戶的行業前景、財務狀況、信用記錄等因素，降低業務風險。對于一些處于新興行業、發展前景良好但資金暫時緊張的企業，公司通過創新業務模式，為其提供個性化的融資租賃解決方案。例如，針對一家新能源汽車制造企業，C公司根據其生產周期和資金回籠特點，設計了一款靈活的融資租賃方案，既滿足了企業的設備融資需求，又保障了公司的資金安全。而對于一些經營狀況不佳、信用風險較高的企業，公司則謹慎合作，避免因客戶違約給公司帶來損失。C公司還積極拓展新的業務領域，以分散風險，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隨著國家對綠色產業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公司加大了在新能源、節能環保等領域的業務布局。通過開展風力發電設備、太陽能發電設備、節能設備等融資租賃業務，公司不僅響應了國家政策，還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公司還關注新興技術領域，如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相關企業提供設備融資租賃服務，助力這些行業的發展，同時也為公司自身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4.3案例公司的應對措施與成效C融資租賃公司在面對“營改增”帶來的挑戰時，積極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涵蓋稅務籌劃、財務管理、業務拓展等多個方面，并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稅務籌劃方面，C公司深入研究“營改增”相關政策，充分利用稅收優惠政策來降低稅負。公司積極申請并滿足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和有形動產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部分即征即退的條件。通過精確的財務核算和稅務申報，確保能夠及時享受這一優惠政策。例如，2016年公司通過合理的稅務籌劃，使得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業務的增值稅實際稅負控制在4%，成功申請到了超過3%部分的即征即退，退還增值稅款500萬元，有效降低了公司的稅負。公司優化進項稅額管理，加強與供應商的溝通與合作，確保在購置租賃設備、接受服務等過程中能夠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對于一些無法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供應商，公司協商調整采購價格或尋找替代供應商，以保證進項稅額的足額抵扣。在2017年，公司通過優化進項稅額管理，使得進項稅額抵扣率提高了10%，進一步降低了增值稅稅負。在財務管理方面，C公司加強了財務核算和風險管理。公司完善了財務核算體系，適應“營改增”后增值稅的核算要求，確保財務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建立了專門的增值稅核算臺賬，詳細記錄銷項稅額、進項稅額、應納稅額等數據，便于財務分析和稅務申報。同時，公司加強了風險管理，對“營改增”后可能出現的財務風險進行了全面評估和監控。針對進項稅額抵扣不足可能導致的稅負增加風險，公司制定了應急預案，通過調整租金定價、優化業務結構等方式來降低風險影響。在2018年，公司通過有效的財務管理，成功應對了因市場波動導致的進項稅額抵扣困難問題，保持了財務狀況的穩定。在業務拓展方面，C公司積極創新業務模式，提升市場競爭力。除了前文提到的加大直租業務拓展力度、優化售后回租業務和拓展新業務領域外，公司還加強了與金融機構的合作，開展聯合租賃、杠桿租賃等業務模式。通過與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合作，整合各方資源，為客戶提供更豐富的融資解決方案，同時也降低了公司自身的資金壓力和風險。例如，公司與一家銀行合作開展聯合租賃業務，為一家大型企業提供設備融資服務，銀行提供大部分資金，C公司負責設備采購和租賃管理，雙方共享收益、共擔風險。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滿足了客戶的大額融資需求，也為公司帶來了新的業務增長機會。通過以上應對措施的實施，C融資租賃公司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稅負方面，公司成功將增值稅稅負控制在合理范圍內，避免了因“營改增”導致的稅負大幅增加。企業所得稅稅負也通過合理的成本費用列支和稅務籌劃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財務狀況方面，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保持穩定，利潤率逐漸回升，凈資產收益率也在業務優化和成本控制的作用下有所提高。在業務發展方面，公司的業務規模不斷擴大，市場份額逐步提升，新業務領域的拓展為公司帶來了新的利潤增長點，公司的綜合競爭力得到了顯著增強。例如，2019年公司的營業收入達到25000萬元，同比增長20%；凈利潤為4000萬元，同比增長33.33%。這些成效表明C公司的應對措施是有效的，為公司在“營改增”背景下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五、融資租賃企業應對“營改增”的稅務籌劃策略5.1合理選擇納稅人身份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在增值稅的計算方式、稅率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的適用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這對融資租賃企業的稅負產生著重要影響。一般納稅人適用一般計稅方法，其應納稅額為當期銷項稅額抵扣當期進項稅額后的余額。對于融資租賃企業而言，在直租業務中，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在不同階段適用的增值稅稅率有所變化，如2012-2018年4月期間為17%，2018年5月1日起調整為16%，2019年4月1日起進一步調整為13%；不動產融資租賃服務的稅率也經歷了相應的調整。在售后回租業務中，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適用“金融服務-貸款服務”稅目，增值稅稅率為6%。一般納稅人可以憑借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額，這使得企業在購置租賃設備、接受相關服務等過程中，如果能夠獲取足額的進項稅額，就可以有效降低應納稅額。例如，某融資租賃企業在開展一筆直租業務時，向承租人收取租金1130萬元（含稅），適用稅率13%，則銷項稅額為1130÷(1+13%)×13%=130萬元。若企業在購置租賃設備時支付了800萬元（含稅），取得稅率為13%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可抵扣進項稅額800÷(1+13%)×13%≈92.04萬元，實際應繳納增值稅130-92.04=37.96萬元。小規模納稅人適用簡易計稅方法，按照銷售額和征收率計算應納稅額，不得抵扣進項稅額，征收率通常為3%。假設上述融資租賃業務由小規模納稅人開展，收取租金同樣為1130萬元（含稅），則應繳納增值稅1130÷(1+3%)×3%≈32.91萬元。從這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某些情況下，小規模納稅人的稅負可能低于一般納稅人。然而，企業在選擇納稅人身份時，不能僅僅依據稅率和稅負的高低來決定，還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如果企業的業務規模較大，年應稅銷售額超過了小規模納稅人的標準（年應征增值稅銷售額500萬元及以下），則通常會被認定為一般納稅人。企業的進項稅額獲取能力也是關鍵因素。如果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能夠穩定地取得大量合法有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充分抵扣進項稅額，那么作為一般納稅人可能更有利于降低稅負。反之，如果企業難以獲取進項稅額，或者進項稅額較少，小規模納稅人的簡易計稅方法可能更具優勢。客戶需求也是影響納稅人身份選擇的重要因素。一些大型企業客戶通常需要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進項稅額抵扣，若融資租賃企業作為小規模納稅人只能開具普通發票或按照較低征收率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可能會影響客戶的合作意愿，進而對企業的業務拓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融資租賃企業在選擇納稅人身份時，需要全面權衡自身的業務規模、進項稅額獲取能力以及客戶需求等因素，以做出最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決策。5.2優化業務模式5.2.1調整直租與售后回租業務比例“營改增”政策的實施，使得直租與售后回租業務在稅率、計稅依據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的適用上存在差異，這為融資租賃企業通過調整業務比例進行稅務籌劃提供了空間。在稅率方面，直租業務中，有形動產直租業務在不同時期適用不同的增值稅稅率，如前文所述，歷經多次調整。不動產直租業務的稅率也隨著政策變化而改變。而售后回租業務在“營改增”后被歸類為“金融服務-貸款服務”，適用增值稅稅率為6%。較低的稅率使得售后回租業務在稅收成本上具有一定優勢，尤其是對于那些對稅率較為敏感的客戶群體，售后回租業務可能更具吸引力。計稅依據上，直租業務以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扣除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匯借款和人民幣借款利息）、發行債券利息和車輛購置稅后的余額為銷售額計算繳納增值稅。售后回租業務以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不含本金），扣除對外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匯借款和人民幣借款利息）、發行債券利息后的余額作為銷售額。這種差異導致在相同的業務規模下，兩者的應納稅額計算結果可能不同。稅收優惠政策方面，經人民銀行、銀監會或者商務部批準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試點納稅人中的一般納稅人，提供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和有形動產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企業需要準確核算業務的實際稅負，以確定是否符合即征即退的條件。融資租賃企業應根據自身的經營目標、客戶需求以及稅收政策的變化，合理調整直租與售后回租業務的比例。對于那些設備更新需求頻繁、希望通過進項稅額抵扣降低成本的企業客戶，直租業務可能更能滿足其需求。企業可以加大直租業務的拓展力度，優化直租業務流程，提高服務質量，吸引更多此類客戶。而對于一些注重資金流動性、對設備所有權關注度相對較低的客戶，售后回租業務可以幫助他們盤活資產，企業可以針對這類客戶的特點，設計個性化的售后回租方案，提高業務的競爭力。5.2.2開展混合銷售與兼營業務的籌劃在融資租賃業務中，混合銷售和兼營業務較為常見，合理籌劃這些業務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稅負。混合銷售是指一項銷售行為既涉及貨物又涉及服務，且兩者之間存在緊密的從屬關系。例如，融資租賃企業在出租設備的同時，提供設備的安裝、調試、維護等服務。根據稅法規定，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零售的企業、企業性單位及個體經營者以及以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零售為主，并兼營非應稅勞務的企業、企業性單位及個體經營者的混合銷售行為，視為銷售貨物，應當征收增值稅。如果融資租賃企業被認定為以銷售貨物為主，那么其提供的設備安裝、調試、維護等服務也將按照貨物銷售的稅率計算繳納增值稅，這可能會增加企業的稅負。為了降低稅負，融資租賃企業可以通過合理的業務安排和合同簽訂，將混合銷售行為轉化為兼營行為。企業可以將設備銷售和服務業務分別簽訂合同，明確各自的銷售額和服務內容，分別進行核算。這樣，設備銷售按照銷售貨物的稅率計算增值稅，而服務業務則按照服務業的稅率計算增值稅。例如，某融資租賃企業在出租設備時，設備銷售額為1000萬元，安裝、調試、維護等服務費用為200萬元。如果作為混合銷售行為，假設設備銷售適用稅率為13%，則銷項稅額為(1000+200)×13%=156萬元。若將其轉化為兼營行為，設備銷售銷項稅額為1000×13%=130萬元，服務業務銷項稅額假設服務業稅率為6%，則為200×6%=12萬元，總計銷項稅額為130+12=142萬元，稅負得到了降低。兼營業務是指納稅人兼營銷售貨物、勞務、服務、無形資產或者不動產，適用不同稅率或者征收率的情況。融資租賃企業在兼營業務中，應分別核算不同業務的銷售額，避免從高適用稅率。如果企業同時開展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業務和不動產融資租賃業務，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業務適用稅率為13%，不動產融資租賃業務適用稅率為9%，若企業未分別核算銷售額，稅務機關可能會按照較高的稅率13%計算應納稅額。因此，企業要建立健全財務核算制度，準確區分不同業務的收入和成本，分別進行賬務處理，確保按照各自適用的稅率計算繳納增值稅，從而降低企業的整體稅負。5.3利用稅收優惠政策融資租賃企業在“營改增”背景下，可享受多項稅收優惠政策，充分利用這些政策能有效降低企業稅負，增強企業競爭力。即征即退政策是融資租賃企業可重點關注的一項優惠政策。經人民銀行、銀監會或者商務部批準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試點納稅人中的一般納稅人，提供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和有形動產融資性售后回租服務，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企業要享受這一政策，首先需要準確計算增值稅實際稅負。實際稅負的計算涉及到銷項稅額、進項稅額以及銷售額等多個因素。企業應建立完善的財務核算體系，確保能夠準確核算各項數據。企業需要滿足相關的申請條件和流程，及時向稅務機關提交申請材料，辦理即征即退手續。例如，某融資租賃企業在一個納稅期內，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的銷售額為1000萬元，銷項稅額為13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