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問題的社會之因與教育改革的社會支撐

/教育問題的社會之因與教育改革的社會支撐【摘要】社會支撐不足是當代教育改革普遍存在的問題。眾多的教育改革運動常常只立足于教育側查擺問題、追究責任、糾偏糾錯，忽視社會側歸因、謀劃與行動，致使教育改革缺乏針對性與實效性品質。教育改革具有明顯的社會依賴性特征，它能否成功，不僅取決于自身的合理性、恰切性、可行性品質，還取決于社會支撐的程度。加強教育改革社會基礎建設，改變僅僅局限于教育側的教育改革思維與行為，是教育改革擺脫困局的重要路徑與方法。加強教育改革社會基礎建設，關鍵在于明確教育改革的社會側責任，強化教育改革的社會側行動。【關鍵詞】教育改革；社會支撐；社會依賴 改革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反思、審視當代眾多的教育改革運動，雖鮮有宣告失敗的改革，但也罕見宣布成功的改革。教育改革總是雷霆般啟動，但常常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不成功或不夠成功”成為人們對教育改革的一個基本判斷，“改革不成功就意味著改錯了”則是人們對教育改革的另一個基本判斷。于是，尋求新的改革之路、探究新的改革之法、開啟新的改革運動便成為既自然又迫切的事情。在這種“以成敗論對錯”的改革氛圍中，人們很少思考教育改革成功還需要教育之外的社會支撐，教育改革失敗也可能源于教育之外社會支撐的缺乏。如果是這樣，“以成敗論對錯”的改革氛圍則必然造成教育改革失敗的真實原因或部分原因被掩蓋、遮蔽。這也意味著教育改革的失敗不一定是或不完全是“改錯了”的問題。顯然，這一假設是成立的。然而，在當代教育改革過程中，對教育改革成功基礎的探索常常局限于在教育側論證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科學性與合理性、可行性與可能性品質，忽視了對社會側障礙及癥結的透析，致使教育改革雖不缺乏社會促動但卻缺少社會行動，雖不缺乏社會訴求但卻缺少社會支撐。因而，改變僅僅局限于教育側的改革思維與行為，強化社會側的改革責任與行動，是教育改革擺脫困局的重要路徑之一。 一、教育問題的社會之因與教育改革的社會依賴 改革就在于解決問題，而問題解決的關鍵在于查準問題之源、析透問題之因。否則，改革就會缺乏方向性、針對性與實效性品質。當代教育并不缺乏改革，當代教育改革也不缺乏問題意識，當代眾多的教育改革運動無不遵循問題導向原則。20世紀中期以來，伴隨著世界范圍內教育改革廣泛、深入、持續地展開，教育發展進入了大變革時代。大規模的改革運動連綿不斷，零散的改革項目更是不計其數。改革幾乎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使教育發展籠罩在濃郁的改革氛圍中。教育具有鮮明的發展性、時代性特征。教育改革無疑是必要的、必須的，但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并不意味著教育改革能夠水到渠成式地解決問題。改革不等于變革，啟動了改革不等于變革真正發生了。教育改革實踐表明，并非一切改革都必然帶來變革。日本學者藤田英典對“改革至上主義”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提出了嚴肅批評，他認為，“改革促進者對問題的認識方法是非常片面的，想推行的改革措施或對策也有很多矛盾，忽視了許多重大的問題”[1]。對此，藤田英典發出這樣的警告：“要是把問題處理錯，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還會導致事態的嚴重化。”[2]當代教育改革顯然存在“把問題處理錯”的問題，其重要表現之一就在于僅僅圍繞教育側查擺過錯、檢視癥結、尋找出路，缺乏社會性分析與社會側謀劃，造成教育改革難以全面做到“對癥下藥”。教育改革當然要指向教育問題的解決，但針對問題解決的改革措施卻不能僅僅指向教育自身。提高教育改革的針對性與實效性品質，迫切需要理清教育問題與社會問題的關系，闡明教育問題的社會之因。 在當代教育改革中，改革者常常以社會問題來鑒定、評判教育問題。檢視社會問題的教育之因與之癥，確立教育改革之措與之舉，成為教育改革的基本路徑。這種具有明顯單向度特點的改革思維與行為，造成教育改革常常陷入“怎么改都不對、怎么革都不成”的尷尬境地。“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決教育領域里出現的問題。在實際改革過程中，我們經常會把教育問題和一般社會問題、管理問題、政治問題等相混淆，并因此采取錯誤的或缺乏針對性的措施，導致改革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3]顯然，教育改革過程中關于問題的歸因明顯存在誤區，即僅僅推演、歸納社會問題的教育之因，卻很少推演、歸納教育問題的社會之因。各種社會問題經常被定義、定位為教育問題，將教育視為社會問題的基本甚至唯一成因。諸如經濟競爭力下降、社會秩序混亂、道德水平滑坡、失業率上升等問題，以及由這些問題導致的國家及社會發展面臨的危機與挑戰等，都變成了教育的“過”與“責”。社會問題無疑有教育之因，針對社會問題啟動教育改革并無邏輯過失。同樣，教育問題也有社會之因，僅僅指向教育“自變”的教育改革行動與措施，明顯存在與事實不符和邏輯不通的問題。 教育問題與社會問題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兩種問題，二者相伴而生、緊密相連，互為誘因、互為癥結，難以區分與割裂。幾乎沒有與教育不相干的社會問題，同樣，幾乎沒有純而又純、與社會不相干的教育問題。“在教育發展過程中，常常有一些出現在教育領域里的問題，看上去是個教育問題，實際卻是一個社會問題。”[4]顯然，教育問題不僅僅是“教育”問題，大多數教育問題都緣起于社會問題，是社會問題的反映。教育問題與社會問題的“難割難分”現象，意味著教育改革具有明顯的社會依賴性特征，即教育改革能否順暢啟動、推進、成功，不僅取決于教育改革自身的合理性、恰切性、可行性品質，而且取決于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構成的外部環境與條件。教育改革的社會依賴性特征意味著社會問題若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就必然阻礙教育問題的解決。如教育不公平、不平衡問題絕不僅僅是教育問題，社會階層間巨大的貧富分化現象、區域及城鄉間經濟社會發展嚴重的失衡狀況，必然會造成教育不公平、不平衡問題。不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平與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教育不公平、不平衡問題。一味地以社會問題定義教育問題、歸納社會問題的教育之因，僅僅從教育側尋找社會問題的破解之路，不僅會造成對社會問題的誤判，而且會造成教育改革對策與路徑的局限性與缺陷性弊端。如果看不到教育問題的社會之因與社會問題的教育之癥，就難以進行有效的、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革。而且，無論是社會問題還是教育問題的解決，教育都難以自行其是、獨立完成，甚至在強大的社會主流文化及體制機制面前，教育還常常處于“弱勢”狀態與“無奈”局面。社會發展邏輯、路徑、方式、體制、機制的顯性、剛性制約效用以及社會文化的隱性、軟性鎖定功能，使教育在解決諸種問題的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能力、作為有限性特點。期待教育獨自解決問題的想法與做法，不僅是幼稚的、不現實的，而且缺乏科學、客觀的依據與態度。 當代教育改革認識論、方法論的最大問題之一就在于無視教育改革的社會依賴性特征，“把視線僅僅聚焦于教育改革本身，偏好于審視與琢磨教育改革的取向本身是否正確、思路本身是否科學、方式本身是否合理、效果本身是否明顯等，而忽略了對于外部因素的關切與強調”。[5]這種僅僅局限于教育側歸因、謀劃的教育改革，很難找全、找準問題的原因及癥結。如此一來，任憑教育改革如何轉向、如何變軌，都因社會側問題歸因與改革謀劃的缺乏而難奏實效。教育改革的社會依賴性特征啟示和警示我們，無論是對以往教育改革的反思與檢視，還是對未來教育改革的謀劃與設計，都應將社會作為重要的參照點與坐標系，明確教育改革的有限性與受限性特點。 二、教育的“社會否定”現象與教育改革社會支撐不足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教育始終被定性為神圣與崇高、光明與希望的事業。尤其是在現當代，人們無不將社會進步、個人發展與教育緊密聯系起來，堅持、堅信教育能解決一切問題，并虔誠地期待所有美好夢想都能變為現實、所有幸福時光都能如期而至，盡管它還在遙遠的未來。然而，無論多么迫切、多么美好的期待與希望，都不可能毫無懸念、盡善盡美地變為現實。而當期待、希望不能如期或完全“變現”時，人們便會產生失望與挫敗感。于是，對教育指責、聲討、追責之聲便接踵而至。20世紀中葉以來，伴隨著各種社會問題的彰顯、各種社會矛盾的加劇，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人們紛紛將懷疑的目光與否定的聲音指向教育。社會不滿意、社會不認可成為教育的普遍遭遇。“教育在突然之間成了問題，而不再是解決方法。”[6]教育成為眾矢之的，不斷遭遇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與批判。給教育“看病”、給教育“上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行為。教育的社會形象與社會認可程度陷入低谷，幾乎滑落到歷史最低點。于是，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社會否定”現象與“行業信譽危機”，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期待”與“低認可”時代，成為“被指點”與“被設計”最多的行業。與此同時，“對教育力量作為社會變革動力的悲觀情緒籠罩了這個時代。克里斯托弗·詹克斯(1972)在進行了大量數據分析后得出結論，靠教育糾正社會不平等收效甚微。巴西爾·伯恩斯坦(1976)指出，‘教育無法補救社會’的預言，開始引起共鳴。波凱維茨(1998)指出，歷史一次又一次錯誤地將學校奉為拯救社會的力量”[7]。我國當代教育同樣遭遇了“社會否定”現象與“行業信譽危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創造了歷史性奇跡，教育資源日益豐富，教育體系逐漸完善，受益人口數量大幅提高，教育層次、能力與水平顯著提升。但這一時期也是教育問題的凸顯期和矛盾多發期。諸如基礎教育發展中的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擇校問題、過度追求升學率問題，高等教育發展中的社會適應性與符合性品質缺乏問題、核心競爭力不強問題、畢業生就業率下降問題、教育教學質量滑坡問題等，使對教育的社會批評、不滿、否定之聲越發強烈，甚至出現“唱衰中國教育”的論調。 教育的“社會否定”現象與“行業信譽危機”，引發了鋪天蓋地的教育改革運動。盡管當代教育改革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程度上都呈現出“過度化”傾向，但依然未能扭轉“社會否定”與“行業信譽危機”局面。其中的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但教育改革的社會支撐不足卻是關鍵因素之一，即缺乏與教育改革具有一致性、符合性、協同性品質的社會改革行動與措施。然而，對這一問題既缺乏深刻認識，又缺乏高度重視，致使眾多的教育改革運動無不立足于教育側、發力于教育側。 改革立足點局限于教育側，缺少社會側指向，是教育改革社會支撐不足的根源性癥結。教育改革社會支撐不足問題具有較強的隱蔽性特征，幾乎被當代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與發展成就所掩蓋與遮蔽。當代教育地位之高、投入之多、發展之快史無前例，社會對教育的支持力度、程度前所未有。那么，何談社會支撐不足呢？顯然，如果僅僅以地位、投入、速度、成就等指標衡量教育改革的社會支撐，那么，當代教育改革確實不存在社會支撐不足的問題。如今，教育改革發展普遍上升為國家戰略，被視為解決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社會問題的“第一方法”。如在美、英等國，每當政治、經濟、國防等面臨危機之時，人們總是轉向教育尋求化解、破解之道。而且，教育改革普遍由政府主導、推進，每一屆總統、首相都頒布教育改革法案或政策，啟動大規模的教育改革運動。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教育始終被定位為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基礎性工程。黨的十二大提出把教育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黨的十三大提出把發展教育事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黨的十四大提出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此后歷次黨的代表大會無不進一步強調教育的優先發展戰略。優先發展教育不僅成為一種社會共識，而且成為一種社會狀態。然而，對教育重視程度高并不等于社會支撐力度大，尤其不等于社會支撐范圍全。教育改革社會支撐不足主要體現為社會支撐指向范圍的局限，即教育改革的社會支撐僅僅局限于教育地位提升、投入增加、條件保障等，嚴重缺乏社會自身的相關變革與完善。但很顯然，僅僅局限于讓教育不差錢、不差地、不差優越感是遠遠不夠的。教育改革的社會支撐不能僅僅指向教育側制約要素品質與狀態的改善，社會側制約要素品質與狀態的改變也是教育改革社會支撐的重要指標。沒有社會側制約要素品質的改變，教育改革就會陷入無力、難為的困境。 長期以來，教育改革被賦予“無限性”社會期待，被定位為全職、全責的“萬能型”社會機制。在人們的心目中，幾乎沒有教育不應該承擔的責任，幾乎沒有教育改革不能夠解決的問題。“只要改造學校，所有的問題將會迎刃而解。”[8]這種無限性、萬能型社會認知與定位，不僅造成對教育的過度期待、過度不滿、過度改革狀況，更為糟糕的是將社會或教育中存在的眾多問題都看成是由教育引發并應由教育解決的問題。而當問題未能得到圓滿解決時，便指責教育改革不對路、沒到位。這種根深蒂固的“高估”與“倒逼”的教育改革思維，不僅嚴重忽視了社會側的問題與責任，而且掩蓋了社會文化、政策、體制、機制等方面的缺陷與局限。一個需要廣泛認可并高度重視的結論是，教育改革的成敗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改與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的改與變。“教育作用力能否發揮，在根本上與國家經濟體制、人事制度、就業制度和工資福利待遇政策等一系列宏觀層面的改革問題相關，它們構成了學校和每個人的社會生存外環境，而這些環境是教育、學校系統或個體所無力改變的。”[9]因此，不從根本上解決制約教育改革可行性與可能性的社會環境與條件問題，教育改革就難以擺脫失利失敗的局面。教育改革的經驗教訓表明，缺少社會側改革指向，是教育改革社會支撐不足的根本表現。 改革發力點局限于教育側，缺少社會側行動，是教育改革社會支撐不足的根本性癥結。明確改革問題、制定解題措施是改革的關鍵環節。長期以來，教育改革不僅普遍存在問題指向不全現象，而且普遍存在解題措施遺漏的問題。“我們常常聽到的只是社會對教育的種種抱怨，卻很少感受到社會承擔了何種教育責任的意識和行為。”[10]于是，此起彼伏的教育改革運動普遍忽視、忽略社會側糾錯與整改行動。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是，在當代教育改革中，不能說教育不積極、不努力，但它卻始終未能圓滿地解決各種問題、實現各類期待、滿足各方要求，其根本癥結在于教育改革僅僅局限于教育側發力。“教育改革的困境與不盡如人意主要并不在于缺乏清晰而有說服力的改革藍圖，也不在于缺少懂得如何操作改革過程的教育精英，而在于教育所處的整個社會生態格局的復雜性。……如果缺少對教育所處社會格局與生態的清晰把握和考量，任何意義上的教育改革都將會困難重重，甚至面目全非。”[11]在教育改革發展中，更多的問題雖然突顯于教育側，但卻根源于社會側。如人的素質問題既是教育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在人的素質形成過程中，雖然教育具有基礎性、關鍵性作用，但社會卻具有難以估量的“形成”與“定型”功效。問題成因的復雜性、多元性、多要素性特點，意味著僅僅訴諸教育側的改革途徑與行動嚴重缺乏辯護性依據與邏輯。“教育的病理不在教育，‘應試教育’是社會逼出來的。教育的生態環境過于惡劣，教育難以作為。現在大家詬病教育，是教育本身不好嗎？是廣大教育工作者不努力嗎？要改善中國的教育，就要給教育良好的生產土壤、優越的生態環境。”[12]顯然，僅僅局限于教育側發力，是教育改革中一個典型的行動誤區。錯在教育、責在教育、改在教育，成為教育改革的基本遵循，造成社會側改革行動的缺乏。教育改革的經驗教訓表明，缺少社會側改革行動，是教育改革社會支撐不足的根本表現。 三、教育改革的社會協同及實現路徑 強化教育改革的社會支撐，關鍵在于實現教育改革的社會協同。“迄今中外教育改革實踐反反復復表明，改革的社會基礎越是廣泛、越是堅實，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代價也就越小。因此，辨識改革的社會基礎，也就成了對教育改革的成功可能性及其代價進行預估的重要依據。”[13]教育改革的社會基礎具有不可替代性品質，包括社會的價值理念、體制機制、制度文化在內的社會基礎對教育改革具有根本性、根源性制約作用。換言之，教育側改革無論多么完善與恰切，都難以替代社會側改革的支撐性作用。如果社會要求教育改革，但自身卻不進行相應、相關的支持性與支撐性改革，就必然會造成教育改革社會基礎的缺乏。加強教育改革的社會基礎建設，實現教育改革的社會協同，根本途徑在于明確教育改革的社會側責任，強化教育改革的社會側作為。 明確教育改革的社會側責任，是實現教育改革社會協同的基本要義。加強教育改革的社會基礎建設，強化教育改革的社會協同，首先需要重新定義教育與社會的關系。作為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教育與社會的關系雖不缺乏答案、不缺乏共識，但卻缺乏深刻揭示。關于這一問題的經典解釋即社會決定教育、教育反作用于社會。這一結論雖無邏輯缺陷，但卻因過于簡單而沒能充分揭示教育與社會的復雜關系。多年來，由于教育與社會關系揭示得不夠深刻和全面，人們對教育的社會期待、評判與改革呼吁明顯存在片面、偏離之處，即更多地關注社會發展的教育基礎問題，而很少關注教育發展的社會基礎問題，以至于一個關鍵性問題即對教育改革的社會責任缺乏明確、正確的認識。 近年來，有學者立足于全新視角對教育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如葉瀾認為，在我國，關于教育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圍繞“社會為何和如何決定教育、教育怎樣為社會服務”進行的，造成教育與社會之間“單向片面、而非雙向互動生成的動態平衡關系”。這種關系“強調了教育的社會責任，忽視了全社會、社會其他各系統必須清醒意識并承擔起、盡力做好教育的社會責任”。[14]為此，葉瀾提出了“社會教育力”概念，明確指出社會的教育責任問題。李政濤提出了社會發展的“教育尺度”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一把教育尺度來衡量，“這種尺度不只是要考慮如何通過培養人來為社會發展服務，更要去考量社會轉型與發展過程中如何為人的成長和發展服務，如何為教育創造適合的條件和基礎”[15]。教育尺度的缺乏意味著社會的教育責任缺乏，只強調教育要為社會服務，卻忽略了社會如何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務。對此，李政濤認為，“我們不僅要關注社會怎么不斷地向教育提要求，而且還要研究教育如何向社會提要求，教育發展與社會發展如何形成雙向互動的關系”[16]。這種雙向關系意味著既要強調教育對社會承擔責任，又要強調社會對教育承擔責任。顯然，教育責任不僅僅是學校教育的責任，更是社會的責任。教育改革不是教育部門的“獨角戲”、教育行業的“獨奏曲”，不是教育自身的事、“圈內”的事，而是與社會改革同向同行、相互支持與支撐的“協同性改革”。實現教育改革的社會協同，關鍵要從根本上糾正“啥都怪教育、啥都靠教育”的思維與行為，改變讓教育獨自承擔問題之因與解題之策的認識與方法，將社會作為教育改革的立足點之一，明確教育改革的社會側問題與責任。 強化教育改革的社會側作為，是實現教育改革社會協同的基本要件。美國教育學家庫姆斯指出：“我們為引起變革而采取的無論何種行動，都依賴于我們開始時形成的假設。從部分正確的假設入手，只能導致部分正確的答案。”[17]在教育改革過程中，明顯存在的一個錯誤假設是：只要解決了教育問題，就可以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