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社會實踐報告2026(3篇)

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社會實踐報告2026(3篇)第一篇2026年7月10日至8月15日，江州大學2024級12名修讀《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的本科生組成實踐小組，赴江州市濱江區3個街道12個社區開展基層德法共治專項調研與志愿服務，累計走訪社區工作者47人、居民192戶，參與矛盾調解、普法宣傳、道德評議等工作117小時，形成對城市基層治理中道德引領與法治保障協同效能的系統性認知。本次實踐覆蓋的12個社區包含6個老舊小區、2個保障性住房小區、4個商品住宅小區，覆蓋居民3.2萬戶，其中既有全國“德治示范社區”試點單位，也有基層治理矛盾集中的難點社區，樣本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實踐小組采用“嵌入式服務+分層式調研”的模式，不搞“走過場”式走訪，而是每個社區派駐1-2名隊員，全程參與社區日常治理工作，在實操中觀察德治與法治的融合路徑，同時通過結構化問卷、半結構化訪談等方式，收集不同群體對基層德法共治的真實訴求。嵌入式服務的核心陣地是各社區的“德法共治工作站”，這是濱江區2025年起在全區推廣的基層治理載體，整合了原來的道德評議會、“法律明白人”工作室、人民調解委員會等資源，實行“一個陣地、兩套人馬、協同發力”的運行模式。實踐隊員進駐后，主要承擔三項日常工作：一是協助整理道德評議會的檔案資料，參與道德積分的統計與公示，12個社區中有7個推行了“德法積分制”，將居民的志愿服務、孝老愛親、鄰里互助等道德行為，以及遵紀守法、履行法定義務等法治行為轉化為積分，可在社區超市兌換生活用品，也可作為“最美家庭”“文明業主”評選的核心依據。實踐期間，隊員共協助核對積分信息1200余條，參與組織積分兌換活動3場，覆蓋居民270余人次。二是協助“法律明白人”開展普法宣傳，針對不同社區的需求制作宣傳材料，比如在老舊小區重點宣傳《民法典》中的相鄰關系、高空拋物責任條款，在保障性住房小區重點宣傳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規定、社會救助相關政策，在商品住宅小區重點宣傳業主委員會選舉、物業管理相關法律法規。實踐期間，隊員共參與制作普法宣傳折頁8種，開展“普法進樓棟”活動21場，解答居民法律咨詢79人次。三是參與社區矛盾糾紛的聯合調解，按照“先德后法、德法聯調”的流程，先由道德評議會的成員從情理、道德層面做思想工作，再由“法律明白人”從法律層面講清權利義務，最終促成雙方達成和解。此外，實踐隊員還參與了各社區的居民議事會工作，觀察德法共治在公共事務決策中的應用。比如春江明月小區的停車位改造議事會，一開始業主們吵得不可開交，有車的業主要求多建停車位，沒車的業主要求保留綠化，還有的業主提出地面停車位收費應該歸全體業主所有。實踐隊員協助社區工作人員，先從道德層面引導大家換位思考，有車的業主體諒沒車業主對綠化的需求，沒車的業主體諒有車業主停車難的問題，再從法律層面講清《民法典》中關于業主共同決定事項的規定，明確地面停車位屬于全體業主共有，收費收益歸全體業主所有，最終雙方達成一致：減少部分閑置綠地建設立體停車位，停車位收費的70%用于補充小區維修基金，30%用于提升小區綠化環境，改造方案最終以82%的同意率通過。調研過程中，實踐小組發現不同類型社區的德法共治模式呈現出明顯的差異。老舊小區的居民之間普遍有二三十年的鄰里交情，熟人社會的特征明顯，德治的基礎更為深厚，道德約束的作用甚至強于法律約束。比如朝暉街道老浙大社區，90%以上的居民都是原單位的職工，鄰里之間互相熟悉，社區的道德評議會成員都是退休的老領導、老教師，說話有分量，很多鄰里糾紛、家庭矛盾，只要道德評議會出面調解，基本都能解決，反而很少走法律途徑。但老舊小區的問題在于居民的法治意識相對薄弱，很多人習慣用“人情”“道理”代替法律，比如一樓住戶私自搭建院子，覺得“我自己家門口的地方我能用”，不知道已經違反了城鄉規劃法，侵犯了全體業主的公共利益。保障性住房小區的居民構成相對復雜，收入水平普遍較低，面臨的問題多是保障性住房申請、社會救助、勞務糾紛等，對法律政策的需求最為迫切，但德治的基礎相對薄弱，居民之間的互動較少，道德評議的約束力不強。比如長河街道濱康小區，是全區最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區，居民來自全市各個區縣，很多人都不認識，社區組織的道德講堂、志愿服務活動，參與率不到20%，很多居民只關心自己能不能享受到政策，對社區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商品住宅小區的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法治意識較強，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是找法律依據，比如物業糾紛、業主委員會選舉等，都會拿出《民法典》《物業管理條例》來對照，但居民之間的關系比較淡漠，鄰里之間互不相識，德治的載體相對缺失，道德約束的作用難以發揮。比如西興街道春江明月小區，是高端商品住宅小區，業主大多是企業白領、公務員，法治意識很強，但社區組織的鄰里活動參與率很低，去年的“鄰居節”只有不到10%的住戶參加，很多人住了三四年都不知道對門是誰。實踐期間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老浙大社區的加裝電梯糾紛。該社區是建成于1995年的老舊小區，有12棟多層住宅，60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40%，加裝電梯的需求十分迫切，但從2025年啟動工作以來，低樓層住戶以采光受影響、噪音擾民、房屋貶值為由堅決反對，高樓層住戶以出行剛需、符合政策為由強烈要求，雙方僵持了8個月，社區先后召開7次協調會都沒有結果。實踐隊進駐后，協助社區采用“德法聯調”模式推進調解工作：第一步是“德治先行”，邀請社區里的5名市級、區級道德模范和退休老黨員，分成3組上門給低樓層住戶做思想工作，不講大道理，只講鄰里之間的真實故事，比如住在3樓的王阿姨去年冬天突發腦溢血，是住在6樓的張師傅背著她下的樓，才搶回了救命時間；住在2樓的李大爺子女不在身邊，平時換燈泡、買米面都是5樓的小伙子幫忙。通過這些真實的鄰里互助事例，引導低樓層住戶換位思考，體會高樓層老人出行的不易，同時也給高樓層住戶做工作，讓他們理解低樓層住戶的實際顧慮，主動提出補償方案。第二步是“法治托底”，聯合街道司法所的“法律明白人”和社區法律顧問，給雙方講解《民法典》物權編中關于相鄰關系的規定，明確“不動產的相鄰權利人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則，正確處理相鄰關系”，同時拿出《江州市既有住宅加裝電梯管理辦法》，講清加裝電梯的法定程序、表決比例和補償標準，還拿出相鄰社區3個成功調解的加裝電梯案例作為參考，讓雙方對法律和政策有清晰的認知。第三步是“協同協商”，組織雙方坐下來協商，由道德模范和“法律明白人”共同擔任調解員，最終在14天內達成了雙方都滿意的協議：低樓層住戶無需承擔電梯建設費用和后續運維費用，高樓層住戶按樓層梯度分攤建設費用，一樓住戶不用出錢還能獲得一次性采光補償3000元，二樓住戶獲得補償2000元，電梯投入使用后，每年從電梯廣告、轎廂租賃等經營收益中拿出30%，按樓層梯度分配給低樓層住戶作為長期補償。協議達成后，電梯加裝工程于2026年8月3日正式開工，目前進展順利。在實踐過程中，小組也發現了基層德法共治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首先是德治載體虛化，道德約束的可操作性不足。12個社區中有5個社區的道德評議會形同虛設，全年只開1-2次會，沒有實質性的工作內容，所謂的“道德評議”就是評幾個先進典型，沒有真正參與到矛盾調解、公共事務決策中。有的社區的道德積分制設計不合理，積分項目都是“參加志愿服務”“獲得表彰”之類的正向積分，沒有負向積分，也沒有真正的約束性措施，導致居民參與的積極性不高，積分兌換的獎品都是肥皂、毛巾之類的小商品，吸引力不足。其次是法治宣傳脫離群眾的道德認知，法律的規范作用難以落地。很多社區的普法宣傳就是貼海報、發傳單，內容都是干巴巴的法律條文，居民看不懂也不愿意看，沒有把法律規定和群眾普遍認可的道德觀念結合起來，比如宣傳《民法典》中的贍養義務，沒有結合“孝老愛親”的傳統美德，只是說“不贍養老人是違法的”，讓居民覺得法律是冷冰冰的，和自己的生活沒關系。有的普法宣傳甚至和居民的道德認知相沖突，比如宣傳“繼承人可以放棄繼承權也可以不贍養老人”，實際上法律規定的是“繼承人不得以放棄繼承權為由拒絕履行贍養義務”，但因為宣傳不到位，導致很多居民誤解了法律規定，反而用“放棄繼承權”作為不贍養老人的借口。第三是基層工作者的德法協同能力不足，銜接機制不暢。社區工作者大多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道德教育和法律培訓，很多人分不清哪些問題屬于道德調整的范疇，哪些問題屬于法律調整的范疇，遇到矛盾要么只講情理不講法律，要么只講法律不講情理，導致調解效果不好。比如有的社區工作者遇到不贍養老人的糾紛，只會說“你不養老人就是不孝順”，不會講法律規定的贍養義務，也不知道怎么引導老人通過法律途徑維權；有的遇到鄰里糾紛，直接說“你去法院起訴吧”，不會用道德的力量去化解矛盾，反而把小事鬧大。此外，德治和法治的銜接機制也不順暢，比如道德評議會的評議結果能不能作為調解、訴訟的參考，德法積分和個人信用體系怎么對接，都沒有明確的制度規定，導致德治和法治“兩張皮”，沒有真正形成合力。本次實踐讓小組成員對《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中“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理論有了具象化的認知，不再是書本上抽象的概念，而是基層治理中每一次調解、每一場宣傳、每一個實實在在的民生問題的解決。從理論層面看，德治和法治從來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的柔性約束和法律的剛性約束結合起來，才能實現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基層是國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務群眾的最前沿，基層治理的成效直接關系到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德法共治正是提升基層治理效能的核心路徑。從實踐層面看，推進基層德法共治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據不同社區的特點制定不同的方案，老舊小區要在發揮德治優勢的基礎上，加強法治宣傳，提升居民的法治意識；商品住宅小區要在發揮法治優勢的基礎上，搭建更多鄰里互動的德治載體，培育鄰里互助的道德氛圍；保障性住房小區要把法治保障和道德關懷結合起來，既要解決居民的實際法律問題，也要增強居民的社區歸屬感。作為新時代的青年大學生，我們不僅要學好思想道德與法治的理論知識，更要走出校門，深入基層，把所學的知識運用到實際中，主動參與基層治理實踐，做德法共治的參與者、推動者，為提升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貢獻自己的力量。第二篇2026年6月15日至9月10日，由東江省12所高校276名修讀《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的學生組成的“網德網法”實踐聯合團隊，以“青年網絡行為的道德約束與法律邊界”為主題，開展問卷調研、公益科普、治理參與三類實踐活動，累計回收有效問卷12462份，覆蓋全省37所高校的本專科生及研究生，制作發布網絡道德與法治科普內容47條，總播放量突破1700萬，參與省網信辦“青年網絡監督員”志愿工作累計時長超過4200小時，形成對新時代青年網絡素養培育中德法協同路徑的深度思考。本次實踐聚焦2026年網絡空間的新特征：生成式AI民用普及率突破68%，大學生群體的AI工具使用率高達91.2%，短視頻、直播、虛擬社區成為青年日常社交的主要場景，與此同時，AI侵權、網絡暴力、算法歧視、虛假信息傳播等問題頻發，《網絡暴力防治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規定（修訂版）》等法律法規剛實施滿一年，青年群體對網絡領域的道德要求與法律邊界的認知存在明顯模糊地帶。實踐團隊摒棄“紙上談兵”的調研模式，堅持“從青年中來、到青年中去”，所有調研內容、科普產品都圍繞青年真實的網絡行為設計，所有實踐活動都由青年學生主導參與。問卷調研是本次實踐的基礎環節，團隊設計了包含62個問題的調研問卷，覆蓋網絡行為習慣、道德認知、法律認知、權益保護四個維度，采用分層抽樣的方式發放，確保樣本的代表性。調研數據顯示，青年群體的網絡行為呈現出明顯的“德法認知與行為脫節”特征：在道德層面，87.3%的受訪者認為“網絡空間也需要遵守道德規范”，但38.2%的受訪者承認自己曾在網絡上發表過攻擊性言論，27.6%的受訪者曾轉發過未經證實的謠言，還有19.4%的受訪者曾偷拍他人并發布到網絡上，很多人表示“現實中不會做的事，在網上就敢做”，認為“網上沒人認識我，不用承擔責任”。在法律層面，72.1%的受訪者知道“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但只有18.7%的受訪者能準確說出3部以上與網絡相關的法律法規，對于AI生成內容的知識產權、AI換臉的侵權邊界、網絡誹謗的立案標準等新興問題，受訪者的認知正確率不足25%。比如有41.3%的受訪者認為“用AI換臉惡搞朋友不算侵權，只是開玩笑”，有36.8%的受訪者認為“在網上罵陌生人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還有52.7%的受訪者不知道“轉發謠言瀏覽量超過5000次就可能構成犯罪”。此外，調研還發現，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的學生網絡德法認知差異明顯，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律認知正確率比理工科學生高47個百分點，研究生的道德認知水平比本科生高12個百分點，但整體來看，青年群體的網絡德法素養都有待提升。公益科普是本次實踐的核心內容，團隊針對青年群體的認知特點，創新科普形式，摒棄傳統的“說教式”宣傳，采用短視頻、情景劇、互動H5、線上答題等青年喜聞樂見的形式，把抽象的道德要求和法律條文轉化為具體的、貼近青年生活的內容。團隊先后制作了47條科普短視頻，內容涵蓋網絡暴力、AI侵權、個人信息保護、網絡詐騙、學術不端等多個主題，每條視頻都控制在1-3分鐘，采用“案例+解讀+提示”的結構，比如《用AI換臉惡搞室友？你可能違法了！》這條視頻，就用大學生熟悉的宿舍場景，演繹了學生用AI把室友的臉換到低俗視頻里發布，最終被起訴侵權的故事，然后結合《民法典》肖像權條款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規定》的內容，講解AI使用的道德底線和法律邊界，最后給青年提出“三不原則”：不未經同意使用他人肖像、不制作傳播違法違規內容、不利用AI工具侵害他人權益。這條視頻發布后，在抖音、B站、視頻號等平臺的總播放量超過320萬，獲得了12萬點贊和1.7萬條評論，很多大學生留言表示“原來這么做是違法的，以前還以為只是開玩笑”。除了短視頻，團隊還開發了“網暴踩線計算器”互動H5，用戶可以通過答題的方式，測試自己的網絡行為有沒有踩到法律紅線，比如“你曾在網上罵過別人嗎？”“你曾轉發過未經證實的爆料嗎？”，答題結束后會生成專屬的“網德網法體檢報告”，并給出對應的提升建議，該H5上線一個月就有超過27萬人次參與。此外，團隊還走進12所高校開展“網德網法進校園”線下宣講活動，通過情景劇表演、案例分享、互動問答等形式，給大學生講解網絡道德和法律知識，累計覆蓋學生1.2萬人次。參與網絡治理實踐是本次實踐的重要環節，團隊與東江省網信辦合作，招募了200名“青年網絡監督員”，主要負責巡查省內重點網絡平臺的內容，舉報違法違規和不良信息，同時參與青年群體的網絡輿情引導工作。實踐期間，青年網絡監督員累計舉報各類違法違規信息1.7萬條，其中有效舉報1.2萬條，包括網絡暴力信息2300多條、虛假信息4100多條、低俗信息5600多條，協助平臺處置違規賬號3200多個。此外，團隊還參與了省網信辦組織的“清朗·青年網絡文明行動”，針對大學生群體中常見的AI學術不端、校園網絡暴力、網絡詐騙等問題，制作了專門的宣傳材料，推送至全省各高校的官方公眾號、校園論壇和班級群，引導青年學生自覺遵守網絡道德和法律規范。實踐過程中，團隊成員接觸到一起真實的大學生網絡侵權糾紛：省內某高校大三學生李某為博取短視頻賬號流量，使用AI換臉技術將同寢室同學王某的肖像合成到低俗搞笑視頻中，發布到個人抖音賬號，累計獲得12萬播放量，導致王某遭到同學的議論和嘲笑，出現嚴重的焦慮情緒，不得不休學調整。王某最初只覺得李某“太過分”，不知道可以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實踐隊的成員了解情況后，一方面對李某進行道德教育，結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傳統道德和“尊重他人人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其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對王某造成的傷害，主動認錯悔改；另一方面向李某和王某講解《民法典》中關于肖像權、名譽權的規定，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規定（修訂版）》中“不得利用AI技術侵害他人人格權益”的條款，明確李某的行為已經構成侵權，需要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精神損失的法律責任，如果王某提起訴訟，李某不僅要承擔賠償責任，還會留下訴訟記錄，影響個人征信和未來發展。最終，李某主動刪除了所有視頻，在全校范圍內公開向王某賠禮道歉，并賠償了王某2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雙方達成和解。這起案例讓實踐隊成員深刻意識到，很多大學生的網絡行為失范，本質上是網絡道德意識淡薄和網絡法律知識缺失共同導致的，很多時候不是青年故意違法，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踩到了法律紅線，加強青年網絡德法教育刻不容緩。在實踐過程中，團隊也發現了當前青年網絡德法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首先是青年網絡道德存在“雙重標準”，現實與網絡行為割裂。很多青年在現實中是懂禮貌、守規矩的好學生，但在網絡上就變成了“鍵盤俠”，隨意攻擊他人、傳播謠言，認為“網絡是虛擬空間，不用講道德”，把網絡當成了發泄情緒的“垃圾桶”，沒有意識到網絡空間也是公共空間，網絡行為同樣會對他人造成真實的傷害。其次是網絡法律認知碎片化，對新興領域的法律邊界模糊。青年群體獲取法律知識的渠道主要是網絡短視頻、社交媒體，這些渠道的法律知識往往是碎片化的、不準確的，甚至有很多錯誤的內容，而對于AI、元宇宙、虛擬財產等新興領域的法律規定，青年的認知幾乎是空白的，很多人不知道這些領域的行為邊界在哪里，很容易不小心觸犯法律。第三是高校思修課的網絡德法教育內容滯后，形式單一。很多高校的《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中，關于網絡道德和法律的內容只有一兩節課，內容還是幾年前的，沒有跟上網絡技術的發展，比如很少涉及生成式AI、網絡暴力防治等新內容，教學形式也主要是老師講課、學生聽課，缺乏互動性和實踐性，導致學生聽了也記不住，更不會用到實際中。本次實踐讓團隊成員對《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中“網絡生活的道德要求與法律規范”的內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道德真空地帶，而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同樣需要道德的引領和法律的規范。從理論層面看，網絡空間的德治與法治是相輔相成的，道德是網絡文明的基礎，只有青年普遍樹立了正確的網絡道德觀念，自覺規范自己的網絡行為，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網絡違法犯罪的發生；法律是網絡秩序的保障，只有明確網絡行為的法律邊界，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行為，才能為網絡道德建設提供堅強的后盾。從實踐層面看，提升青年的網絡德法素養，必須堅持德法協同、知行合一，不能只講道德不講法律，也不能只講法律不講道德，要把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結合起來，把理論學習和實踐參與結合起來，讓青年在實踐中提升認知、養成習慣。作為新時代的青年大學生，我們不僅要自覺遵守網絡道德和法律規范，做文明上網的踐行者，還要主動參與網絡空間治理，做網絡文明的傳播者、網絡秩序的維護者，共同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第三篇2026年7月1日至8月30日，淮州大學“德法潤鄉”實踐隊的18名隊員，進駐山南省溪水縣坪頭村、巖灣村、竹溪村3個脫貧村，開展為期61天的鄉村思想道德建設與法治保障專項實踐，累計協助修訂村規民約2部，開展道德講堂16場、普法咨詢21場次，幫助農戶解決合同糾紛、勞務糾紛、贍養糾紛等法律問題19件，對鄉村振興進程中德治與法治的協同作用形成了具象化、可落地的認知。本次實踐所處的2026年，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第9年，也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深化期，3個實踐村都已經實現脫貧，特色種植、鄉村旅游等產業初具規模，但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和法治建設相對滯后，天價彩禮、大操大辦、贍養糾紛、土地流轉不規范等問題依然突出，成為制約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因素。實踐隊由修讀《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的本科生組成，其中包含6名法學專業學生、8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學生和4名社會學專業學生，團隊堅持“邊服務、邊調研、邊思考”的原則，把課程所學的思想道德知識和法律知識運用到鄉村實踐中，在服務鄉村的過程中深化對理論的理解。協助修訂村規民約是本次實踐的首要任務，村規民約是鄉村德治與法治結合的核心載體，但實踐隊進駐后發現，3個村的現行村規民約大多是5年前制定的，內容陳舊、籠統，很多條款已經不符合當前鄉村發展的需求，有的村規民約甚至存在違反法律規定的內容，比如“外嫁女不能享受村集體收益分配”“宅基地只能傳給兒子”等，這些內容不僅不符合《民法典》《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規定，也引發了很多村民矛盾。實踐隊聯合村“兩委”、村民代表，啟動了村規民約修訂工作，堅持“德法融合、依法依規、貼近實際”的原則，一方面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孝老愛親、鄰里互助、勤儉節約等道德要求融入村規民約，另一方面對所有條款進行合法性審查，刪除違反法律規定的內容，把與村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規定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村規民約條款。比如坪頭村原來的村規民約只有12條，內容大多是“要尊老愛幼”“要團結鄰里”之類的原則性規定，沒有具體的獎懲措施，實踐隊協助修訂后的新村規民約共有28條，分為道德規范、法治規范、獎懲措施三個部分，道德規范部分明確了孝老愛親、勤儉節約、鄰里互助、愛護環境等具體要求，法治規范部分把《民法典》《土地管理法》《鄉村振興促進法》等法律中與村民相關的內容轉化為接地氣的表述，比如“子女必須贍養父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土地流轉必須簽訂書面合同，不能口頭約定”“不能私搭亂建，不能占用耕地建房”，獎懲措施部分明確了對遵守村規民約的村民的獎勵措施，比如優先推薦參評“文明家庭”“最美農戶”，優先享受村集體的產業幫扶政策，對違反村規民約的村民的懲戒措施，比如進行道德評議、批評教育、取消村集體福利等，同時明確如果違反法律規定，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修訂過程中，實踐隊先后組織了5次村民代表座談會，入戶聽取了127戶村民的意見，前后修改了7稿，最終新村規民約在村民代表大會上以92%的同意率通過，目前已經在坪頭村和巖灣村實施，竹溪村的修訂工作也已經進入最后階段。推進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是本次實踐的重要內容，3個村都存在天價彩禮、大操大辦、封建迷信等問題，比如坪頭村的彩禮平均水平在26萬元左右，很多家庭為了給兒子娶媳婦，不僅花光了所有積蓄，還欠了不少外債，有的甚至因此返貧。實踐隊結合農村的特點，采用“道德引領+法治宣傳”的方式推進移風易俗：一是開展道德講堂和先進典型評選活動，實踐隊隊員每月組織一次道德講堂，用村民聽得懂的話講孝老愛親、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組織開展“好婆婆好媳婦”“孝老之星”“文明家庭”評選活動，用身邊的榜樣引領鄉風文明，實踐期間共評選出18名先進典型，組織了3場先進事跡報告會，在村里形成了“爭當先進、崇尚文明”的氛圍。二是開展移風易俗法治宣傳，實踐隊隊員結合《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內容，給村民講解“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的法律規定，告訴村民天價彩禮不僅是陳規陋習，也違反了法律規定，同時講解大操大辦、封建迷信可能帶來的法律風險，比如迷信活動騙人錢財可能構成詐騙罪。三是推動成立紅白理事會，實踐隊協助村里成立了由老黨員、老干部、道德模范組成的紅白理事會，制定了紅白事操辦標準，明確彩禮不能超過6萬元，酒席不能超過20桌，煙不能超過10元一包，酒不能超過50元一瓶，紅白理事會全程參與村民的紅白事操辦，對超標準的行為進行勸阻。實踐期間，剛好遇到坪頭村的村民王建國給兒子辦婚事，一開始王建國準備給女方28萬彩禮，辦35桌酒席，覺得“這樣才有面子”，實踐隊隊員和紅白理事會的成員一起上門做工作，一方面給他講村里的文明家庭都是怎么辦婚事的，講大操大辦、高價彩禮帶來的負擔，另一方面給他講《民法典》中關于婚姻自由的規定，告訴他借婚姻索取財物是違法的，最終王建國把彩禮降到了5.8萬元，只辦了18桌酒席，還主動報名參加了村里的集體婚禮，成了村里移風易俗的榜樣。參與鄉村法治驛站服務、為村民提供法律幫助是本次實踐的核心內容，3個村都建有法治驛站，但平時只有法律顧問每月來一次，很多村民遇到法律問題不知道找誰，也不知道怎么解決。實踐隊進駐后，把法治驛站的開放時間調整為每天上午9點到下午5點，隊員輪流值班，為村民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和法律服務，同時定期開展“普法趕大集”“普法進院壩”活動，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給村民講解法律知識。實踐期間，隊員共接待村民法律咨詢217人次，內容涉及土地流轉、勞務糾紛、贍養糾紛、婚姻家庭、養老詐騙等多個方面，幫助村民起草法律文書32份，協助解決糾紛19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坪頭村張桂英老人的贍養糾紛，張桂英老人今年78歲，育有兩子一女，老伴去世后一直獨自生活，三個子女都以“老人有養老金”“自己家困難”為由拒絕承擔贍養義務，老人的日常起居全靠鄰居接濟。村支書之前多次上門調解，都被子女們以“家務事別人管不著”頂了回來。實踐隊進駐后，聯合村道德評議會和村法治驛站的工作人員，采用“德法雙勸”的方式處理這起糾紛：先是組織道德評議會的成員、村里的“孝老之星”和三個子女拉家常，講村里王富貴夫婦照顧癱瘓母親20年的故事，講“百善孝為先”的傳統美德，還拿出新村規民約里“孝老愛親是村民基本義務”的條款，告訴他們如果不贍養老人，會被取消“文明家庭”評選資格，也會被全村人指指點點，以后家里有什么事也沒人愿意幫忙；然后由實踐隊里的法學專業學生和村法律顧問一起，給三個子女講解《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關于贍養義務的規定，明確“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不得以放棄繼承權或者其他理由拒絕履行贍養義務”，如果拒不履行，老人可以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后還不執行的，會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影響出行、貸款甚至子女的政審。聽完這些，三個子女都低下了頭，當天就商量好了贍養方案：大兒子負責照顧老人的飲食起居，二兒子每個月給800元贍養費，女兒每個月回來陪老人兩天，承擔老人的醫療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