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人才戰略布局的百年競逐與中國進路

/教育、科技、人才戰略布局的百年競逐與中國進路【摘要】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教育科技人才統籌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面臨著“外源化”的歷史課題，還肩負著“內生化”中國實踐的時代使命。回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工業化發展的百年歷程，其教育、科技、人才的戰略布局與制度選擇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甚至是社會危機。在工業化階段，科技進步提升了對高技能勞動力和人才的需求，提高了薪資，教育發展則提供了更多的高技能勞動力和人才，有助于平衡薪資溢價。在去工業化和再工業化階段，教育發展逐步滯后于科技進步，導致收入及貧富差距急劇惡化。立足國家發展全局和長遠戰略需求，跨越科技成果與應用之間的鴻溝，我國須進一步強化布局的自主性、前瞻性、安全性、普惠性。錨定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在當下及未來的教育、科技、人才的戰略布局中，我國既要繼續強化未來導向的科技探索和戰略導向的技術攻關，也要增強推進產業導向的應用研究，通過筑牢教育強國根基，構建面向“人人”的人才培養體系，率先形成體系化比較優勢，疏解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的痛點、堵點，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釋放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倍增效應。【關鍵詞】教育、科技、人才戰略布局；人才培養；教育強國；中國式現代化

教育、科技、人才具有天然的內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撐性，三者之間有機結合、良性循環、一體推進，能夠形成推動高質量創新發展的倍增效應。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人才引領驅動。概覽各國教育、科技、人才強國戰略，其既因各自獨特的社會歷史背景、經濟發展需求以及文化價值取向而展現出不同的發展圖景，又遵循了普遍規律。[1] 當前，西方教育、科技、人才強國模式呈現出精英化、階層化、壟斷化的發展趨勢，教育、科技、人才供需關系亦同步演變為失配、錯配，社會發展成果為少數人享有，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面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競爭態勢日益激烈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挑戰的疊加復雜態勢，加快構建內生式創新體系，培育高質量發展新動能，已成為我國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在此背景下，傳統依賴技術引進的發展模式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創新動能不足等挑戰，主要表現為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產業升級動力不足、經濟增長動能減弱。破解“外源化”歷史課題，①關鍵在于探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自主發展的良治善治之策，通過鏡鑒國際經驗，力避歷史彎路，以有力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日實現，并讓發展成果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共享。鑒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互為因變量和自變量的關系，[2]本研究嘗試以貧富差距為因變量，以教育、科技、人才為自變量，探究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工業化、去工業化、再工業化階段貧富差距產生的問題根源和內在機理，以期為我國共同富裕下以“內生性”“自主性”為特征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強國發展之路提供有益借鑒。 一、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匹配的生成邏輯 在經濟學研究中，收入差距被視為一個動態的經濟指標，貧富差距則是一個反映存量差異的經濟指標，收入差距隨著時間的積累會轉化為貧富差距。但無論是收入差距還是貧富差距，其形成主要源于勞動者技能水平的異質性及其對生產要素的掌握程度。[3]因此，在收入差距的產生機理中，勞動者是生產要素中人的要素，其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看教育的供給；而物的要素及其結合的要素則指向了技術，伴隨著科技的飛速進步，技術作為相對獨立的生產要素，其產生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收入差距的變化。[4]因此，在影響收入差距的生產要素中，科學與技術剝離開來，原因在于科學是以認識的形態存在，是由實踐向理論轉化的領域，揭示客觀過程的規律，而技術則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質形態而存在，是由理論向實踐轉化的領域，是知識形態與物質形態的有機結合。[5]技術與科學相比較，技術變革更直接作用于收入差距的變化。因此，后續研究將科學技術與教育、人才的供需關系進一步聚焦在技術與教育、人才的供需變化上(見圖1)。 圖1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匹配的生成邏輯 (一)技術進步：資本偏向性與技能偏向性 在經濟活動中，收入分配始終是經濟學家關注的核心議題，特別是在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全球主要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續擴大是當前東西方社會共同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人工智能牽引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席卷全球，由此可能引發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再次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梳理技術進步與收入差距的有關研究文獻，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JohnHicks)提出的技術偏向性理論。該理論認為，技術進步表現為資本偏向型、勞動偏向型以及中性技術進步型三種類型，技術進步呈現出一定的偏向性，而非中立。[6] 20世紀下半葉，關于技術進步的偏向性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主要聚焦在勞動內部的技能水平差異，即在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上。[7]后續研究者通過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技術進步的偏向性特征進行了比較精確的量化分析，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認為，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推動了高技能勞動力相對于低技能勞動力需求的持續增長，進而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分化，并擴大了收入差距。[8]此外，詹姆斯·貝森(JamesBessen)也認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的技術進步展現出技能的偏向性特征。[9]研究者一致認為，技術進步對勞動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較于低技能勞動者，高技能勞動者在面對新技術時往往能更快地適應，且所需成本更低。一旦高技能勞動者成功適應新技術并投入到生產中，他們通常能以更高的生產效率工作。與此同時，低技能勞動者可能仍處于適應階段，這導致了高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增長，而低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則可能下降，從而加劇了高技能與低技能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在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上，斯蒂芬·德卡尼奧(StephenDecanio)提出，為對接自動化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企業與勞動力市場均致力于通過職業培訓及繼續教育等手段，增強員工的專業技能，此舉對于提升勞動者的薪酬水平具有積極影響。[10]格奧爾格·格雷茨(GeorgGraetz)則總結道，自動化資本與高技能勞動力之間的有效協作能夠顯著提升高技能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高技能勞動力通常擁有較強的議價能力，他們很可能會要求更高的薪酬，這將導致整體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水平上升。[11]研究者普遍認為，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傾向于增加產品生產中邊際資本與邊際勞動的比例，從而通過影響勞動力市場來改變收入分配。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技術進步的資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技術進步如何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內在機制。 (二)“技術陷阱”：賦能型技術與替代型技術 科技革命與政治革命相比較，其溫和外衣下掩蓋的沖突與代價很少引起人們的關注，科技尤其是技術變革車輪下的勞動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從長時段縱向剖析中，我們理所應當地認為技術革命是偉大而美好的，但是身處變革中的勞動者(工人們)卻要承受收入不平等以及失業待崗的陣痛。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England)描述稱，工業家們“依靠廣大工薪階層的苦難而變得富有”[12]。在1780-1840年的英國，盡管工人的平均生產效率提升了46%，他們的實際周薪卻只增長了12%。同時，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長還增加了20%，這導致了大部分工人的實際周薪實際上并未提升，甚至有所減少。[13]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羅伯特·艾倫(RobertAllen)將其稱之為“恩格斯停頓”(Engels'Pause)。[14]技術進步的“美好”與“毀滅”，在于技術的二元性。荷蘭學派代表彼得·克勞斯(PeterKroes)從科技哲學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技術人工物所固有的物理結構與功能目的相結合的“雙重屬性”問題。卡爾則在《技術陷阱》(TheTechnologyTrap)一書中，給出了更具操作性的闡釋。他認為，技術可分為賦能型技術(EnablingTechnology)和替代型技術(ReplacingTechnology)。[15]從這個定義出發，英國“盧德運動”(LudditeMovement)的爆發以及美國電氣革命時期“恩格斯停頓”消失將會得到答案。 替代型技術可替代勞動力完成生產，而賦能型技術則提高勞動者能力。兩者均提升勞動生產率，但替代型技術使資本獲利更多，易導致失業、勞動者收入下降和貧富差距增大等問題，引發社會抗議。第一次工業革命因此在英國受阻，并由此爆發了打爛機器的“盧德運動”。發端于1811年的“盧德運動”迅速席卷英格蘭各地，抗議工人將機器視為工人階級苦難的源頭并大規模破壞工廠設備。英國政府為了壓制這一運動，頒布了《限制破壞法》(FrameBreakingAct)和《1812年惡意破壞法》(MaliciousDamageActof1812)，將“盧德運動”定性為重罪。即便如此，直至1816年，此類運動仍不時爆發。[16]英國政府采取上調工人薪酬、明令禁止童工等措施，助力國家度過困境。然而，這一過程歷經了80年。在人類文明史中，這80年是短暫的陣痛，但是身處其中的普通勞動者卻是歷史車輪下的犧牲品，其負面影響長期揮之不去。時至今日，英國與歐洲在新興技術面前仍顯審慎。 賦能型技術則既利于資本也利于勞動者，故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美國進展順利。美國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Goldin)整理20世紀美國經濟發展統計資料指出，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賦能技術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帶來的好處是民眾享有了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受益于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繁榮，美國實現了二次工業革命的彎道超車。[17]面對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變革，美國人樂觀積極地擁抱新技術。 (三)跨越“技術陷阱”：重要的是教育 梳理科技發展史不難發現，技術是賦能還是替代決定著未來的走向。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是替代技術還是賦能技術也仍處在爭論中。[18]回到技術定義上，希克斯認為，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是激發技術發明的動力，并推動了特定的技術發明。[19]從生產力要素出發，技術是生產力要素中的勞動工具，是生產力中物的因素，勞動者在其中起主導作用，只有將其與勞動者結合起來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力，決定其是賦能技術還是替代技術不在技術本身，而在于其是否與勞動者相結合。當勞動者自身素質即技能符合技術進步的需求時，技術與技能呈現互補性是賦能技術，反之則是替代技術。勞動者自身素質的提升是核心要素，決定著技術的兩面。當新科技革命發生時，教育能否提供高素質的人才作為支撐，決定著技術是“陷阱”還是造福于社會的手段。 隨著科技的持續發展，勞動力技能需求相應地增長，技能偏向性因此呈現螺旋式上升趨勢。教育體系在適應技術進步的挑戰時，必須不斷進行自我革新，以培養出符合市場需求的高素質人才。然而，教育體系的調整通常無法與技術進步保持同步，這在技術快速發展的初期階段，導致了高素質勞動力的供不應求，進而加劇了技能偏向性的上升趨勢，擴大了收入分配差距。技術進步無論是技能偏向還是資本偏向，彌合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徑便是提升勞動者自身素質，增強其專業技能，增加高素質勞動者供給。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判斷，技術不論是賦能還是替代，技術進步不論是技能偏向性還是資本偏向性，都與教育存在競逐關系。彌合收入差距，不僅要關注技術本身，更重要的是教育要與之同步發展。 (四)供需匹配：影響教育、科技、人才戰略布局的關鍵因素 從教育、科技、人才供需的角度看收入不平等現象，收入差距產生的重要原因在于科技需求與教育供給存在適配、失配、錯配的動態變化。供需關系成為分析教育、科技、人才戰略布局合理性的關鍵切入口。在不同歷史時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在其教育、科技、人才戰略布局中，對技術的界定存在范疇上的差異。首先，該技術變革應廣泛作用于各類勞動力群體，涵蓋生產線工人、辦公室職員、專業人士以及普通工作人員等。其次，此類技術應屬于“通用技術”范疇，即不僅局限于特定領域，還要能夠廣泛滲透至各生產和服務領域。最后，該技術必須具備迅速普及的特性，在短時間內實現廣泛應用并對工作場所進行調整和重新配置。[20]在科技發展史上，稱得上“通用技術”范疇的包括蒸汽機、電力、內燃機、計算機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 在科技需求與教育供給的競逐中，也必須審慎考慮技術革新對不同時期較高教育水平人才需求的影響。在工業化階段，教育發展主要關注的是正規學歷教育中的高中教育，這一時期的人才主要是針對擁有高中學歷的勞動者群體；而針對更近的去工業化和再工業化時期，則著重研究正規學歷教育中的大學教育以及擁有大學教育程度的勞動力群體，并在再工業化階段將人才的供給聚焦到不同專業勞動力群體的變化上。 此外，經濟發展的階段劃分主要依據非農經濟各項指標變化。以美國為例，在工業化階段(1870-1970年)，制造業、交通運輸業與建筑業構成了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在去工業化階段(1970-2008年)則見證了經濟重心由實體經濟向服務業的逐步轉移；而再工業化階段(2008年至今)則再次聚焦實體產業，以先進制造、新能源、環保等新興產業為導向。[21]由此，研究梳理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教育、科技、人才戰略布局的百年演進之路及其重要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見圖2)。 圖2美西方國家教育、科技、人才戰略布局的百年演進 二、工業化階段：教育供給與科技需求的適配 在早期工業化階段，“盧德運動”“恩格斯停頓”為何發生在英國，而不是發生在同樣工業化進程的美國，技術自身不能給出答案，答案隱藏在英美兩國的勞動者身上。換言之，技術不是單獨起作用的，還反映在勞動者技能供給上。由此可以假設，英國在發生第一次工業革命(1760-1830年)時，教育發展出現了相對停滯。經濟學家馬德森(JakobMadsen)和穆爾丁(FabriceMurtin)的內生經濟學史研究佐證了這一點。第一次工業革命是英國經濟飛速增長的時期，但教育進展緩慢，教育供給并未跟上科技迅速變革的步伐，機器和低技能勞動者逐漸取代傳統高技能工人，收入差距在此時不斷拉大，技術替代效應顯現[22](見圖3)。 圖31270-1970年英國平均受教育年限變化 (一)工業化階段：“盧德運動”“恩格斯停頓”的消失 同樣是面對科技變革，工業化時期的美國則分散了技術沖擊的社會矛盾，實現了經濟增長與收入平等的同步改善。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教育發展跟上了技術變革的步伐，總體上呈現適配性。根據美國聯邦教育局的《劉易斯報告》(LewisReport)以及英格蘭和威爾士教育委員會公布的統計資料，1870-1960年，美國青少年教育的發展水平遠高于同時期的英國。以1960年英美兩國17歲青年的畢業率為例，英國教育水平則落后美國約35年(見圖4)。 圖41870-1960年英美14～17歲受教育情況比較 注：英國數據來自英格蘭和威爾士，其入學使用“出勤”(attendance)；美國入學使用“在冊”(enrollment)；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出勤”一詞通常指的是“在冊”。 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Schultz)曾表示，“相較于英國精英主義教育模式，平等主義模式下美國正規的學校教育，為美國青年勞動力提供多次改變職業的基本知識和技能，能夠為技術變革迅速地做出反應”[23]。美國取代英國成為科技的領先者，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在與英國的比較中，可以觀察到美國在科技革新領域所承擔的風險相對較低，其對技術進步的態度更加包容開放。每種減輕人類辛苦勞動和提高生產率的設備都是人類的福音。只是在調整期，當機器把工人原來的工作變成新工作時，我們必須學會處理，使困難最小化。[24]從美國官方及民眾對待技術變革的態度上，我們看到“盧德主義”在美國并沒有生存的空間。來自美國歷史統計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1870-1970年，美國農民和農場勞動者的勞動力構成占比由45.9%下降到不足10%，農業外流人口主要被制造業吸收了[25](見表1)。 1870-1970年百年間的美國勞動力構成變化，意味著曾經吸納絕大多數勞動力的農業經濟讓位于工業經濟，傳統行業讓位于新興行業。科技革命的風潮席卷絕大多數工作場所，工作舒適度和收入變得更高，危險性則越來越低。在此期間，技術進步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動力，半技術性工作需求的持續增加為工人們提供了更多可選擇、穩定且收入更高的工作機會。這一時期經濟增長之所以特別，不僅因為它的速度之快，更因為它的惠及范圍之廣。財富累積與分配呈現均衡化的發展趨勢，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狀況得到了顯著改善。 (二)“大平衡”時期：高中教育供給與技術需求的適配 隨著美國中低收入階層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收入差距開始縮小。同時，美國上層社會所持有的財富比例亦呈現出下降趨勢，彼得·林德特(PeterLindert)在《不平等的收益：1700年以來的美國增長和不平等》(UnequalGains：AmericanGrowthandInequalitysince1700)一書中，將其描述為“最偉大的平衡時期”。[26]“大平衡時期”(1900-1970年)以技能為導向的技術變革，雖然對熟練技術工人需求升高，但并未造成嚴重的技能溢價，進而拉大收入差距，原因就在于人力資本的回報不僅取決于技術變革產生的需求，還取決于教育供給范圍的擴大。由于工業革命的持續推進產生了源源不斷的技能需求，降低了普通民眾受教育的機會成本(見表2)。 擁有高中學歷的藍領、白領工作者獲取的收入高于低教育程度工人的兩倍，而這一群體快速擴大得益于美國在1910-1940年開展的公立高中運動。高中教育的大眾化，使得美國勞動力結構在此期間實現了高技能化，從而壓縮了技能溢價。1910-1970年高中入學率和畢業率持續增長，使得美國技能相對供給高于相對需求的增長，從數字上可以看到“大平衡時期”(1910-1940年、1940-1970年)勞動力的工資溢價被進一步稀釋了。在此期間，美國教育供給與科技需求呈現適配的平衡態勢。 三、去工業化階段：教育供給與科技需求的失配 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經濟學家普遍抱持樂觀態度，那種認為通過剝削工人來積累財富的觀念已經不再適用。其中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羅伯特·默頓·索洛(RobertMertonSolow)認為，科技進步允許以一國所擁有的勞動和資本，實現更多的產出，使得經濟持續增長，可以保證實現充分就業，并提出一個平衡增長路徑模型，該模型預測社會各階層都能從經濟發展中獲得平等的利益。[27]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Kaldor)則提出了關于經濟增長的典型化事實，這些事實表明，盡管機械化發展迅猛，勞動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卻大致保持在三分之二，未有顯著變化。[28]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s)更是提出了一個非常樂觀的經濟進步理論，認為無論經濟政策如何選擇，不平等現象都將逐步削弱。他們的樂觀主義在當時看來似乎合情合理。[29]美國似乎仍是全球向往的杰弗遜式理想國度，但阿歷克西·托克維爾(AlexisTocqueville)曾預言，制造業貴族可以使美國不平等的狀況逐步演變為現實。[30]當美國進入去工業化階段，技能的相對供給落后于相對需求的增長，“恩格斯停頓”在百年后似乎又重新回歸。 (一)去工業化階段：“恩格斯停頓”的回歸 當時間步入20世紀后半段，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科技革命為美國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大平衡時期”壓縮的收入差距卻在去工業化階段出現大幅度反彈，并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持續擴大。針對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經濟不平等現象的加劇，有許多研究者秉持這樣的觀點，以信息技術、微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進步，在市場規模效應和資本—技能互補效應的加持下，使技術的技能偏向性呈一種螺旋式上升態勢。在市場規模效應和資本—技能互補效應下，專用性機器投資與低技能勞動者生產過程結合促進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并隨著高教育水平工人占比的持續增長，技能密集型技術領域迎來了更廣闊的市場機遇，同時也為研發領域注入了更強的經濟驅動力，促使技術創新日益向技能偏向性傾斜。[31]但是，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并非始于計算機時代。歷史數據顯示，早在電氣化時代，偏向性技術進步便以穩定的步伐持續推進。 來自美國制造業以及更廣泛經濟領域的證據均顯示，在20世紀的早期和晚期，科技變革對技能的偏向性變化以及對高技能熟練工人的需求增長均顯示出高度的連續性。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婭和勞倫斯通過詳細的歷史數據進一步證實，技能偏向性的技術變革一直以穩定的步伐推進。在20世紀的前半葉，那些吸納了更多高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先進行業，其增長速度顯著高于其他行業，并且這一趨勢在1950年之后依然持續。在20世紀上半葉和下半葉，對高教育程度勞動力的需求在總就業市場中所占比例均以相似的速度穩步上升。1909-1919年，技能升級最為迅速的行業正是那些資本密集度高且電氣化推進迅速的行業，這與20世紀晚期計算機技術投資最密集的行業情況相似。[32]即便將時間跨度縮短至20世紀50年代與晚期進行對比，技術進步對技能的偏向依舊保持了穩定的演進態勢。自1950年起，對教育水平較高工人的需求相對增長并未出現顯著加速。事實上，1950年至1980年對大學教育背景工人的需求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1980年至2005年的增長速度(見表3)。 (二)高等教育供給與技術需求的失配 鑒于20世紀整體需求側演變的共通性，其不平等現象從上半葉至下半葉的轉變，無疑與供需平衡的另一端即供給側息息相關。受教育水平、專業技能較高勞動力供給的起伏波動，成為剖析工資溢價、收入不平等現象拉大的核心要素。在20世紀初期至中期，擁有高教育背景和專業技能的勞動力相對供給增長迅猛，而進入20世紀晚期，其增長速度則顯著放緩了，由1970-1980年的4.99下降到1980-2005年的2.00。 自19世紀以來，美國率先為民眾提供了免費且開放的基礎教育。步入20世紀初至中葉，當全球其他國家致力于小學教育的普及時，美國已憑借高中教育的全面推廣進一步夯實了其教育領域的領先地位。1945年以后，接受高等教育成為美國民眾特別是中產階級的應然權利。憑借高中教育大眾化奠定的基礎，美國大學便躍居世界教育之巔，再次穩固了其在全球教育版圖中的領先者地位。美國在教育體系的各個層級均取得了矚目成就，其領先地位在隨后的數十年間始終得以維系。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美國民眾的教育水平開始出現轉折。在大規模擴張的時代，入學率是衡量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標，當規模擴張放緩進入瓶頸期時，畢業率成為衡量教育水平的另一重要標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的統計資料顯示，1970年以后，美國高中畢業率在觸及高峰后趨于穩定，而大學畢業率則顯現下滑趨勢。[33]盡管美國20～24歲年齡段的青年群體在大學入學率上取得了顯著增長，由1980年的44%躍升至2003年的61%，然而，這一變化可以視作對1980年以來大學畢業生薪資溢價的不斷提升做出的應然反應。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大學畢業率并未能與入學率的增長相匹配。美國四年制大學的畢業率已滑落至OECD成員國的平均線附近。[34]隨著高中畢業率和大學畢業率增長的放緩，收入差距在此期間不斷擴大的原因就浮出水面了。高教育程度人才相對供給落后于相對需求，美國教育的發展在與科技進步的追逐中逐漸呈現出失配的態勢。 四、再工業化階段：教育供給與科技需求的錯配 隨著去工業化進程的結束，支撐美國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徹底轉向服務業、金融業等第三產業，金融、保險、旅游、娛樂等成為美國的優勢產業。[35]勞動人口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工業部門的經歷與一個世紀前農業部門相似。當前，美國第三產業吸納就業的比例已經超過80%。[36]過去我們很少關注科技進步對經濟結構的重塑，因為在農業經濟轉移到工業經濟時，制造業吸納的勞動力普遍獲得了較好的工資收益，中等收入群體增加縮小了收入差距。那么，吸納就業人口80%的服務業，是否也意味著勞動力普遍獲得較高收益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再工業化階段：收入不平等加劇 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中，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只有金融、信息科技(互聯網)等少數產業，連同美國本土保留的制造業高端部分在內，就業人數都極為有限。[37]對曾經屬于美國中產中堅力量的大部分民眾而言，從制造業遷轉出來之后，只能去從事餐飲、零售、導購、客服代理等工作。這些低端服務業提供的工資收入和社會福利水平根本無法與前期的制造業企業相比，甚至很多服務業的崗位只是零工模式。[38] 美國的去工業化直接導致了中下層就業崗位減少和實際收入倒退。2008年，奧巴馬政府首次提出“再工業化”政策時，美國第三產業比例達到了79.6%。[39]該政策雖然在特朗普、拜登政府時期得以延續，但仍然沒有明顯改善美國第三產業吸納就業比例的升高和制造業就業群體的衰退，并由此造成了經濟不平等問題在再工業化階段繼續加劇。大學畢業生薪資攀升速度遠超未繼續深造的群體，而高級管理人員與專業人員的薪酬增速也大幅領先普通勞動者。此不平等現象不僅跨越教育與職業界限，還深入各群體內部，即使教育程度相同，收入差距亦日益顯著。[40]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幾乎在所有社會群體內部均有體現，且難以通過受教育年限、入學率、畢業率等單一的因素來全面解釋。既然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有很高的回報率，美國也依然擁有全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但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又如何解釋，原因不僅在于前文中提到的大學生畢業率下降造成的失配問題，還在于大學生接受的高等教育學科專業出現了錯配的問題，專業技能人才供給失配與錯配疊加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加劇。 (二)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結構與技術需求的錯配 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發布的《2023年美國教育統計報告》(ReportontheConditionofEducation2023)，2012-2022學年，本科學生總入學數量從1770萬縮減至1540萬。2020-2021學年，大學生的畢業人數相較于2010-2011學年也有所減少。這一系列數據表明，人才供需之間的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且未見明顯改善。 進一步觀察學科專業設置情況，2020-2021學年，商業、健康醫療、社會與歷史是學士學位授予數量最多的專業。值得注意的是，文科類專業的設置占比高達64%，而理工類專業則僅占36%。從這一角度來看，文科專業的設置與當前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呈現出一定的匹配性，但專業與產業的匹配并不直接等同于收入水平的匹配。實際上，在美國，部分理工類專業的薪酬水平展現出了更為顯著的優勢。根據薪酬調研機構(PayScale)報告，2023年美國薪酬排名前十的專業中，盡管有應用經濟與管理、運籌學、公共會計和量化經濟分析等四個社科類專業上榜，但薪酬最高的是石油工程專業，緊隨其后的是電氣工程與計算機科學，這兩個均為理工類專業，且其薪酬水平遠高于其他上榜專業。具體而言，排名前兩位的專業在職業中期的平均年薪高達167000美元，較排名第三至第十的專業高出約22.54%(見表4)。 伴隨人工智能應用的爆發式增長，美國投資建廠規模的擴張，“再工業化”能否引領美國新一輪制造業發展，出現了更多積極的信號。作為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先者，美國完全有能力復制電氣化時代的成就，讓本國制造業重回世界之巔。但是，人工智能技術從研發階段邁向應用階段，必須要求更多擁有理工科背景的高素質人才進行匹配。從《2023年美國教育統計報告》公布的數據上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學科專業結構為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等領域設置的文科類專業授予學位的數量遠遠高于理工科。不改變學科專業結構，美國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將進一步加劇，收入差距拉大使得美國再工業化一直處于帕累托次優，進展緩慢。在工業化階段，美國教育供給與科技需求還可以定義為適配的話，那么在當下，審視美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人才供給，情況則變得更加糟糕，其與科技進步的需求已轉變為錯配了。 馬克思曾預言，持續的機械化將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持續貧困化。[41]歷經工業化、去工業化、再工業化的美國，其經濟社會發生、發展的事實似乎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預言的正確性。工業化階段依托機械化催生龐大中產階級的美國經濟也曾對這一預言做出回應，但伴隨著機械化、自動化再到智能化技術的不斷演進，在去工業化、再工業化階段，這種回應日漸式微，美式貧富差距正朝著馬克思、恩格斯預言的方向發展，曾經讓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美國夢”已與普通大眾漸行漸遠。 五、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進路 20世紀美西方國家工業化取得的成就，正在21世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重現。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指引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國之路，參照美歐戰略布局的得與失，應著力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筑牢教育根基，化解“外源化”之困 從科技進步的角度看，美國在工業化階段取得的成功依托于本國強大的內源式技術創新，而中國的工業化則借助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承接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產業、成熟技術轉移，建立起相對完備的外源式技術創新體系，長期的跟隨戰略導致我國技術革新表現為滿足市場需求的適應性改進。隨著后工業化階段的到來，我國需要由外源式技術創新驅動轉向為內源式技術創新驅動，促使產業向價值鏈高端邁進，擺脫產業中低端鎖定之困。從美國經驗來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要努力使青年一代適應科技變革。當前，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體系，高等教育按毛入學率已達到普及化發展階段，其整體水平雖已邁入世界第一方陣，但并未走在最前列。在繼續保持大學入學率與畢業率的同時，進一步釋放高等教育發展潛力，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需深度分類調整高等教育的學科專業結構與布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挑戰與機遇并存，高等教育與科技、產業發展間依然存在諸多非對稱、非平衡的問題。[42]當需求側偏向性技術進步持續發展，技術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替代屬性時，供給側教育的跟進至關重要。按照《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的部署，高等教育要緊跟科技、產業發展趨勢和走向，建立學科專業動態調整機制，進一步增強學科專業的前瞻性、戰略性布局，以產業急需的人才和技術需求為出發點，主動對接科技和產業發展的需求，率先構建以高等教育為龍頭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體系優勢，釋放疊加效應，為我國前沿科技和產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穩定的人才支持。 (二)增強科技創新“內核”，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水平 在教育與科技進步之間的競逐中，美國關于教育、科技、人才的戰略布局依然世界領先。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頭號教育、科技、人才強國，特別是在當前科技革命加速演進，各領域深度交叉融合背景下，其以未來為導向的科技探索和以戰略為導向的技術攻關，使其在科技領域持續引發顛覆性的創新和引領性的變革。在塔尖教育、科技、人才導向下，優質教育資源、尖端科技創新、高層次人才引育使美國社會發展呈現出精英化、壟斷化、階層化的發展趨勢，社會財富雖快速增長但其發展成果呈現的“涓滴效應”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惡化。從美國“大平衡時期”收入差距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