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研究

/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研究【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八次強調“共同富裕”，顯示了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從注重效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階段，進入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新階段。文章揭示了教育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機制，包括：教育提高人力資本質量，促進經濟增長，為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教育增進人們對公共利益的理解，為再分配、三次分配奠定社會基礎；優質公平的教育提高每一個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能力，為共同富裕奠定微觀基礎；通過優質教育資源向低收入群體傾斜，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促進共同富裕；大力發展教育有利于促進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差別，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關鍵詞】教育；共同富裕；作用機制

伴隨著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進程，我國經濟實現了四十多年的持續增長，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達114.4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但與此同時，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288上升為2020年的0.468，遠遠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也高于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八次強調“共同富裕”，顯示了隨著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從注重效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階段進入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新階段。教育在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始終發揮著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的戰略作用，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必須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那么，在我國當前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下，教育是通過哪些機制促進共同富裕的呢? 一、教育提高人力資本質量，促進經濟增長，為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 要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即通過可持續的高質量經濟增長，不斷增加全社會的財富總量，做大做好“蛋糕”，才有可能調節收入分配，分好“蛋糕”，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沒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空談共同富裕，結果只能是“均貧”。大量的實證研究顯示，教育能夠提高人力資本的質量，促進經濟增長，從而為共同富裕奠定必要的物質基礎。 人力資本是人們通過對自身進行教育和培訓所形成的知識和能力，這種知識和能力可以增加其未來收益，并促進宏觀經濟的增長。自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Schultz)等人率先提出人力資本理論以來，關于教育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結論已形成廣泛的國際共識。舒爾茨發現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Schultz，1961)。丹尼森(Denison，1965)則在《美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和我們的選擇》等論著中對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做了進一步的實證分析，他通過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法測算得到1929-1957年美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5％。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信息技術革命，使得知識信息的傳輸和擴散成本大大降低，知識的創造、加工、傳播和應用越來越成為新的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的源泉。人們通過教育所獲得的更多更好的知識和能力不僅在生產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重要，而且也為從業者的“干中學”和在工作中的不斷創新奠定了基礎，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顯。新的經濟發展催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其代表人物羅默(Romer)1986年發表了《收益遞增與長期增長》等一系列研究論文，其核心思想是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而技術進步依賴于受過良好教育的、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人才。他指出，大部分技術進步源于市場激勵而導致的有意識的投資，使得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而基于人力資本的內生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大力投資于教育和研發有利于經濟增長。盧卡斯(Lucas)1988年發表了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論經濟發展機制》等論文，論證了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在于人力資本的不斷增長，并指出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具有溢出效應。總之，新經濟增長理論論證了通過教育培訓和“干中學”形成的人力資本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近年來，希克斯(Hicks)和巴羅(Barro)等人的研究進一步證明從長期的視角來看，大力發展教育能夠促進經濟增長。2015年漢諾謝克(Hanushek)和沃斯曼(Woessmann)在研究了全球自196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狀況后發表的《國家的知識資本：教育與經濟增長》，更進一步闡述了教育發展水平和質量在長期經濟增長中重要的作用，見圖1和圖2(HanushekandWoessmann，2015)。 圖1和圖2分別以地區和國家為單位，橫坐標是教育發展水平和質量，縱坐標是長期經濟增長率，顯示了教育發展水平和質量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正向相關。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網絡社會蓬勃興起、知識經濟高速發展、新一輪以智能化為標志的產業革命蓬勃興起的新時代，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 圖11960-2009年教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地區) 資料來源：HanushekandWoessmann(2015)。 圖21960-2010教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家) 資料來源：HanushekandWoessmann(2015)。 相關研究還揭示了通過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6個成員國在1990-2014年之間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既有顯著的直接影響，也有間接效應，在總的貢獻中，近七成源自直接效應，三成來自間接效應(張文愛，2020)。一方面，人力資本主要作為“要素積累”直接作用于經濟增長。接受正規教育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和能力，這種人力資本積累直接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效率而促進經濟增長(Romer，1986；BodmanandLe，2013)。另一方面，人力資本還可以間接作用于經濟增長。其一，人力資本通過影響知識創新能力和消化吸收應用新技術能力，進而影響生產中的技術進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人力資本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其突出的特征是不會像物質資本那樣呈現出邊際收益遞減的趨勢，相反，人力資本為其擁有者帶來豐厚的回報，而且會產生一定的外部效應(Romer，1986；Lucas，1988；BenhabibandSpiegel，1994；Islam，1995)。其二，人力資本可以與物質資本互補。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不僅可以通過優化物質資本的配置而促進經濟增長，還可以減緩物質資本邊際產出遞減的速率，對經濟增長帶來積極的影響(Pablo-RomeroandGómez-Calero，2013)。此外，人力資本還可以同其他因素結合共同促進經濟增長，如通過優化勞動供給和分工、制度變遷、產業結構等助力于經濟增長(丁小浩和黃依梵，2020)。 基于我國的研究也發現，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經濟增長能夠產生正向的影響，甚至可以抵消人口紅利逐漸消弭所帶來的損失(鐘水映等，2016)。還有研究具體揭示了中國發展新階段的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下，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具體作用機制(閔維方，2017)，其中包括教育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促進經濟增長(張心悅和閔維方，2021)；教育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經濟增長(吳嘉琦和閔維方，2022)；教育促進城鎮化進程，推動經濟增長(萬博紳和閔維方，2021)；教育促進內需擴大，拉動經濟增長等(閔維方等，2021)。 總之，教育提高人力資本質量，促進經濟增長，進而為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 二、教育增進人們對公共利益的理解，為再分配、三次分配奠定社會基礎 我國過去四十多年的發展實踐表明，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能夠帶來社會經濟平等。通過促進共同富裕的公共政策而進行財政轉移支付的再分配對于縮小收入差距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調節作用；而基于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三次分配則可以在調節收入分配結構、促進共同富裕中發揮重要的補充作用。國際經驗表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對于提高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水平都具有積極意義。 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維持中產階級規模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通過政府再分配的社會保障政策。例如，美國和澳大利亞的政府轉移支付使中產階級人數增加5個至7個百分點，丹麥、盧森堡和瑞典等國，轉移支付使中產階級人數增加超過15個百分點。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僅子女津貼就使有子女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比例增加了4個至5個百分點(Pressman，2010)。2018年，OECD國家通過基于以縮小收入差距為目標的財政再分配，使得其平均的基尼系數比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降低約30％，其中比利時和芬蘭財政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數降低了47％。①而被國際組織研究報告廣泛引用的標準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SWIID)顯示，中國的收入基尼系數在財政再分配前后幾乎沒有差異。采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S)2011年、2013年、2015年非農個體面板數據分析也發現，個人所得稅和社保繳費的分配能力是極其微弱的(解堊，2021)，顯示中國的財政在再分配度方面仍存在較大的改善空間(中金研究院，2022)。從三次分配角度看，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慈善捐贈約1509億元，僅占GDP的0.15％，2019年美國慈善捐贈約4496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重高達21％，美國2019年慈善捐贈金額和比重分別是中國的19倍和14倍。②我國慈善捐贈規模和比重也存在一定提升空間。 大力發展教育對提高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水平都具有重要影響。首先，普遍提高人們受教育水平對于增強國家再分配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由于對調節收入結構至關重要的再分配依賴于以稅收為主的財政收入，而教育不僅能夠提高人們的生產力和收入水平，進而提高納稅能力，擴大國家的稅基，增加財政收入，為再分配提供更多的資源。如圖3和圖4所示。 圖3受教育水平與個人所得稅占GDP比例的關系(2015-2020年) 數據來源：個人所得稅占GDP的比例參見OECD，2015-20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15-2020年。 圖4受教育水平與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比例的關系(2015-2020年) 數據來源：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比例參見OECD，2015-20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CO)，2015-2020年。 圖3和圖4顯示，在一定的稅收體制下，一個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占GDP的比例隨著國民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同時，個人所得稅占國家總稅收的比例也隨著國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而提高。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個人所得稅占GDP的比重在2010-2020年間在1％-1.6％之間，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7％左右；而2010-2019年OECD國家平均比重在7％-8.1％之間(代志新等，2022)。從總體上看，我國公共財政的再分配度較低。2019年，我國稅收相對GDP的比例為16％，OECD國家這一比例的平均值為25％。當然，各國的稅收體制和財政體制不同。我國納入政府預算管理的收支還包括國有資本經營收支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支等，因此，我國政府的綜合預算總收入相對GDP的比例與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大體相當。由于我國的稅收以增值稅為主，且增值稅主要是向消費征收，而低收入群體的消費率更高，因此增值稅的稅負更多地被低收入群體承擔，導致增值稅具有累退性；而具有累進性的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太小，難以充分發揮再分配的作用。我國目前能夠達到月均收入5000元，即有能力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群體只占全國總人口的7％。因此，在改革完善稅收和財政體制的同時，大力發展優質公平的教育事業，普遍提高人們的生產力和收入水平，才能增加稅收，提高公共財政的再分配度。 其次，普遍提高受教育水平增進人們對于社會公共利益的理解，廣泛發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充分發揮三次分配的功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有研究從社會公益活動參與的廣泛性角度，分析比較了中美慈善捐贈結構，發現兩國社會慈善活動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表現為：在慈善資源動員方式方面，中國常常是行政性偶發動員、依賴企業捐贈；美國是社會常態化動員、主要來源是居民個人和家庭的捐贈(李亦楠，2020)。2015年美國超過1億美元的大額慈善捐贈總額約為33億美元，僅占社會慈善捐贈總額的1.2％，而由廣大普通民眾的小額捐贈積累而來的個人捐贈構成美國慈善捐贈的主要部分，是美國慈善捐贈的堅實基礎，即使沒有大企業家的捐贈，來自個人捐贈的總額依舊十分龐大。③進一步研究發現，教育和慈善捐贈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參與捐贈的可能性更大。例如，在美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比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平均每年多捐贈334美元(Bryantetal.，2003；BrownandFerris，2016)。對我國部分省份居民慈善捐款影響因素的調查也證實了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慈善捐款(劉武等，2010；羅公利等，2009)。基于中國公民公益行為數據庫的研究發現，個體教育水平對捐款額度的邊際效應為0.69，即具有本科學歷的城市居民相較于沒有本科學歷的城市居民多捐贈約70元(劉鳳芹和盧瑋靜，2013)。來自“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的數據結果顯示，我國東部城市社區的家庭參與捐贈的比例更高，其中家庭成員的受教育水平是影響家庭捐贈的重要因素。家庭成員的平均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家庭持續捐贈的可能性提高近84％(楊永嬌和張東，2017)。針對企業家群體的調查發現，企業家的教育水平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存在正相關關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企業高管，更愿意主動關切社會所需并提供必要的幫助(HambrickandMason，1984)。對滬深股市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分析表明，企業決策中的捐贈考量和企業捐贈意愿會隨著企業家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顯著增強(程肇基和張桂香，2014)。 總之，良好的教育能夠在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和納稅能力同時，增進人們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理解，認識到社會和諧穩定有利于經濟的繁榮發展和增進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因此使得人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再分配的重要性并積極參與三次分配，從而有利于面向全社會把“蛋糕”分好，促進共同富裕。 三、優質公平的教育提高全體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能力，為共同富裕奠定微觀基礎 盡管財政再分配在調節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共同富裕過于依賴再分配，則會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并可能導致稅負加重。這不僅損害經濟效率，遲滯經濟增長，而且僅僅是從結果上縮小收入差距，但創造財富的能力差距卻沒有縮小，進入下一輪經濟循環的時候，收入差距可能又會由于能力差異再現出來。僅在再分配上做文章，得到的只會是短期效應，不能從長期根本解決貧富差距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之一是在保持經濟增長和加大再分配力度的同時，通過加強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大力發展優質公平、有針對性的個性化教育，普遍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知識和能力，使具有不同稟賦和潛能的每一個人都得到充分發展，都成為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正如舒爾茨所指出的：人們擁有的經濟能力絕大部分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也并不是進入校門之時就已經具備的。人們通過學校教育獲得的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能力非同小可。其能量之大，可從根本上改變通常的儲蓄與資本形成的現行標準，亦可改變工資結構及勞動與財產收入的相對數額(Schultz，1963)。因此，共同富裕的充分條件是通過發展優質公平的教育，保障所有社會成員都獲得創造財富的能力，即人的共同發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人的潛力的充分發揮。 最近，教育經濟學家漢諾謝克(Hanushek)實證檢驗了教育對人們創造物質財富的影響。他用三個指標衡量個體能力是否達到了最低教育標準及其對人們創造財富能力的影響：一是學生在包括閱讀、數學和科學能力的國際學生測評(PISA)成績能否達到420分；二是中學入學率；三是能否正確回答該測試中現代經濟生活里常用的匯率計算數學問題。然后分析這一教育發展水平和質量指標對人均所創造的財富的影響，如表1所示。 表1顯示，良好的基礎教育是提高人們創造財富的能力基礎。而基于基礎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對于增強人們創造財富的能力，具有更直接的影響。經濟發展實踐表明，高等教育培養的高級專門人才，特別是那些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優秀領軍人才，能夠極大地增強人們的創新創業能力，而創新創業是創造財富的最佳方式之一。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技術教育，根據勞動力市場需要和職業技能標準要求，通過產學結合，開展訂單、定向、定崗等多種模式的培養，造就大量經濟社會發展所急需的職業技能型人才，不僅有利于個人順利就業和提高經濟收入，促進共同富裕，而且有利于促進國家的宏觀經濟增長。 四、優質公平的教育有利于幫扶低收入群體，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促進共同富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低收入群體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點幫扶保障人群。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有效減輕困難家庭教育負擔，提高低收入群眾子女受教育水平”(習近平，2021)。我國還有8億多人屬于低收入群體，是中等收入群體的近兩倍(陳峰，2021)。因此，在通過教育普遍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的能力過程中，要特別注重提高低收入群體及其子女的致富能力，增大其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機會。研究顯示，優質公平的教育能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高各種知識技能和非認知能力，從而提高經濟收入水平，實現積極的向上的代際社會流動，促進社會的整體經濟收入分配格局趨向公平(閔維方和馬莉萍，2020)。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仍存在貧困代際傳遞發生率上升、教育代際流動固化(張欣和陳新忠，2021；吳學榕等，2021)。尤其是對于那些原本就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而言，阻斷代際貧困傳遞的難度更大(馬文武等，2018)。在現實中，不少低收入家庭在脫貧后依舊面臨社會階層固化，甚至返貧等難題(吳鏑等，2016；唐文浩和張震，2022)。因此，加大優質教育資源向低收入群體的傾斜，積極推動教育公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機制之一。 大量研究表明，扶貧必先扶智，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促進向上社會流動的最重要機制，尤其是對于提高低收入群體經濟地位和克服社會階層固化等問題的積極作用更為凸顯。相關研究分析指出，低收入群體的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其進入較高收入群體。相較于教育復制原有經濟分配結構的功能，教育對實現低收入群體子女經濟地位躍升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要大得多。圖5展示的收入通徑分析圖表明，父親收入這一先賦性因素和子女教育這一后致性因素對子女收入均具有顯著影響，前者的通徑系數為0.159，后者的通徑系數為0.189，說明與父親收入這一先賦性因素相比，子女教育這一后致性因素對子女收入的影響更大。此外，父親收入對子女收入的影響可以分解為父親收入對子女收入的直接影響和父親收入通過影響子女教育繼而影響子女收入的間接影響，二者相加為0.183，仍低于教育對子女收入的影響。其中，父親收入對子女收入的直接影響占總影響的比例為86.9％；間接影響占總影響的比例為13.1％。換言之，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的影響更多地表現為直接經濟影響，其通過影響子女教育繼而影響子女收入的間接影響相對較弱。也就是說，教育具有一定的再生產原有經濟分配結構的功能，但這種再生產功能相對較弱(郭叢斌和閔維方，2007)。 圖5收入通徑圖 資料來源：郭叢斌和閔維方(2007)。 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的實證分析也發現，教育是影響低收入群體向上流動的關鍵性因素。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落入低收入陷阱的機會減少了2％，向上流動到中等收入階層的概率會增加1.9％(劉志國和劉慧哲，2021)。進一步的研究采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S)非農個體面板數據分析發現，收入分布中的初始位置、年齡、教育程度、地區變量都會對收入流動性產生顯著影響，其中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是所有決定向上流動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解堊，2021)。基于CGSS和CLDS混合橫截面數據的調查結果也表明，在子代獲得社會地位及父代影響子代的主要路徑中，教育在各因素重要性排名中位居第一(陽義南和連玉君，2015)。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相關研究也發現，受教育年限的延長不僅能提高農民工的社會經濟地位(Blandenetal.，2007)，使其實現階層向上流動(寇恩惠和劉柏惠，2013)，而且還能通過代際傳遞影響子代的人力資本和社會經濟地位，實現收入的增加(MachinandVignoles，2004)。同時，就業技能水平提高、良好的健康狀況也有利于社會經濟地位不利的農民擺脫職業代際固化，進入高收入行業，實現向上流動和社會階層的跨越(劉新波等，2019)。國外的研究也提供了相類似的證據。例如，一項探索加拿大移民貧困因素的調查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因素發揮的作用很大，其中受教育年限對減少貧困機會的影響非常顯著(KazemipurandHalli，2001)。 廣泛的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Mincer，1974；Lemieux，2006；熊廣勤和張衛東，2010；賀青和張虎，2015；楊俊和黃瀟，2010；曾嘉，2016；陳曉東，2021)。因此，發展優質公平的教育，加大優質教育資源向低收入群體的傾斜力度，在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具有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五、公平的教育促進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共同富裕 目前，我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存在著城鄉、區域、代際三大不平衡，其中城鄉差距是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差距擴大的最重要因素，中國收入差距近一半可以歸結為城鄉差距(中金研究院，2022)。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取得了明顯進步，但我國城鎮化水平仍然明顯滯后于工業化進程(陸銘，2013)。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1.4％，低于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即便與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我國城鎮化水平也仍偏低。當日本和韓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與我國相當時，它們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75％。④如果以戶籍人口計算，我國城鎮化率僅為45.4％，差距更為明顯。因此，推動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化大農業，加快城鎮化進程，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是我國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而教育則是促進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驅動力。 首先，發展優質公平的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科學水平、生產操作能力和經濟運作視野，使得農民能夠更多地運用農業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如新型農業機械和新型化肥等，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加快現代化大農業的發展，從而使更多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城鎮的收入更高的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其次，教育是提高人的全面素質的基礎，是農民通過接受培訓和再培訓進入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并逐步實現“市民化”的必要前提。通過教育推動的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全面的城鎮化，首先是人本身的城鎮化，是人的全面素質的提高，是引領農村居民進入現代城市文明的過程。城鎮社會是一個社會分工更加細化，居民之間互動更多、社會互動規則更強，公共領域更加發達的社會，因此對人的人文、社會、法律與秩序素養要求更高更系統，這些素養必須通過系統的教育過程才能形成。新型城鎮化是堅持以人為本、城鄉一體、互為促進、和諧發展的城鎮化。這就要求加大教育投資力度，不斷提高教育質量和水平，推動城鎮化的健康發展(見下頁圖6)。 大量實證研究驗證了教育促進城鎮化的重要作用。一項基于24個城市10年教育數據的研究發現，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對城鎮化均有促進作用，各級教育規模的擴大有助于提升城鎮化率(倪鵬飛等，2015)。基于2016-2019年30余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包括教育的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提升可以通過影響要素配置、農村人力資本以及保障農業生產等途徑縮小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進而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張子賢和孫伯馳，2022)。運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的研究發現，數字技能的掌握可以顯著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