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對高校思政課價值引領功能的影響及應對

人工智能對高校思政課價值引領功能的影響及應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深刻重塑信息傳播格局與青年認知方式，對意識形態安全帶來前所未有的復雜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要牢牢掌握網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高校思政課如何在智能時代有效發揮價值引領作用，急需立足教學一線深入研判。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門《全面推進“大思政課”建設的工作方案》（教社科〔2022〕3號）明確要求，思政課要“善用現代信息技術”“防范技術濫用帶來的風險”。然而，當前關于人工智能與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多集中于技術應用設想或宏觀風險討論，基于一線教師真實體驗的大樣本實證調查仍顯不足，難以為精準施策提供充分依據。為此，本研究對全國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585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開展問卷調查，并在此基礎上采用目的性抽樣選取32名教師進行深度訪談，*系統揭示AI對思政教育主導權、話語辨識力與師生互動模式的現實影響，為構建智能時代思政教育新生態提供扎實的實踐支撐。

一、人工智能對高校思政課的現實挑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校學生中的快速普及，正以隱蔽而深刻的方式沖擊著思政課的價值引領功能。基于對全國1585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調研發現，當前AI技術對思政教育的挑戰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維度。

（一）主流話語“難辨識”：AIGC生成內容模糊價值邊界，弱化意識形態主導力

大語言模型憑借強大的文本擬合能力，能夠批量生成語義通順、邏輯自洽的“類主流”論述。但是模型本身并不具備價值立場，但其生成內容的質量高度依賴于訓練語料的可靠性。由于通用大模型多基于互聯網公開數據訓練，而網絡空間存在大量未經核實、立場偏頗甚至刻意歪曲的歷史敘述和政治觀點，這些低質量或虛假語料一旦被納入訓練集，便可能通過算法擬合生成表面邏輯自洽、實則摻雜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傾向的“類主流”文本，從而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造成隱蔽干擾。調研顯示，49.33%的思政課教師明確表達了對AI生成內容存在“價值觀偏差或意識形態風險”的深切憂慮。例如，有AI將“共同富裕”簡化為“財富平均分配”，忽略其“共建共享、循序漸進”的制度內涵；或將“全過程人民民主”曲解為“全民直接投票”，消解其程序正義與制度優勢。這類內容因包裝精美、易于獲取，極易被學生當作權威信息引用。一位來自西部高校的青年教師坦言：“學生在課堂上直接說‘AI都這么解釋剩余價值’，我不得不暫停教學，花十幾分鐘澄清概念。”當AI成為話語生產的“隱形推手”，若缺乏有效的內容審核與價值過濾機制，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的話語主導權將面臨被稀釋甚至邊緣化的風險。

（二）教學主導權“難維系”：師生數字素養結構性失衡，教師應對乏力

思政課的有效性依賴于教師的專業權威與引導能力。然而，AI技術的快速迭代加劇了師生之間的“數字鴻溝”，多數教師對AIGC的工作原理、潛在風險及教育應用場景缺乏系統認知。數據顯示，僅有31.86%的教師參加過教育主管部門組織的專項AI培訓。與此同時，大學生作為“數字原住民”，普遍高頻使用AI工具完成作業、撰寫觀點甚至參與課堂討論。這種“教師不會用、學生盲目用”的結構性矛盾，導致教師在教學中逐漸喪失話語權。調研中，多位教師反映：“學生用AI生成的答案邏輯嚴密、引用豐富，我一時難以反駁，只能強調‘要獨立思考’，但顯得蒼白無力。”更有教師無奈表示：“有時候感覺不是我在引導學生，而是算法在和我‘搶’學生。”當教師無法有效識別、回應甚至利用AI工具時，其作為價值引領者的主導地位便面臨被技術中介悄然替代的風險。

（三）育人過程“難共情”：AI介入異化師生互動，情感浸潤功能被削弱思政教育的本質不僅是知識傳遞，更是價值塑造與精神引領，其核心在于通過真實的情感交流與思想碰撞實現“入腦入心”。然而，AI的深度介入正在將這一過程異化為冰冷的數據交互。調研顯示，50.09%的教師認為AI會“削弱師生間真實的情感交流和思想碰撞”。一方面，學生依賴AI生成作業、觀點摘要，減少了自主思考與表達的機會；另一方面，部分教師嘗試用AI自動批改、智能問答替代面對面輔導，進一步壓縮了深度對話的空間。更值得警惕的是，61.14%的教師指出，AI難以量化情感、態度、價值觀等復雜育人維度，導致思政教育評價陷入機械化、片面化的困境。一位從事“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教學十余年的教授感慨：“過去學生交上來的是帶著思考痕跡的手寫稿，現在是格式完美但毫無溫度的AI文本。我們失去了了解他們真實困惑的窗口。”當思政課失去情感溫度與思想張力，其獨特的親和力與感染力將被嚴重削弱。

二、人工智能對高校思政課的挑戰成因三重挑戰的產生，并非技術應用的偶然結果，而是技術發展、教師素養、制度建設等多重因素交織形成的結構性矛盾。

（一）技術邏輯與育人邏輯存在根本張力

通用人工智能的設計初衷是提升信息處理效率、增強用戶黏性、優化商業轉化，其底層運行遵循“數據驅動—反饋強化—行為預測”的技術邏輯。而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價值引領、思想啟迪與人格塑造，強調真理性、情感性與實踐性。二者在目標導向上存在天然張力：AI追求“快”與“準”，思政教育追求“深”與“信”；AI依賴海量數據擬合，思政教育立足經典文本與現實國情。當缺乏適配思政育人目標的專用模型和高質量語料庫時，通用大模型只能以網絡平均語義為基準生成內容，難以承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與嚴肅性。正如有教師指出：“AI回答看似全面，但沒有立場、沒有溫度，更沒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這種邏輯錯位，使得技術工具難以真正服務于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二）教師AI素養支持體系尚未健全

AI浪潮對思政課教師的技術風險識別能力、使用善用能力和批判反思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當前教師專業發展體系對此回應不足，難以有效支撐其應對智能時代育人新要求。一是制度回應不準。調研顯示僅31.86%的教師接受過AI相關培訓，且內容多停留于工具操作演示或宏觀技術科普，缺乏對AI倫理、算法偏見識別、意識形態安全風險等關鍵議題的深度融入，更未形成與思政課程目標相銜接的能力標準。二是優質資源供給不足。既缺少適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需求的國產AI工具或專用大模型，也缺乏可共享、可復用的典型案例庫、教學指南與風險識別清單。教師在實踐中往往只能依賴通用商業平臺，其輸出內容未經意識形態安全過濾，難以直接用于價值引領；而自主開發又受限于技術能力與時間成本，導致“有需求無抓手、有意愿無工具”的現實窘境。三是協同推進機制缺失。教研活動未能及時響應技術變革，多數高校未將“AI與思政融合”納入集體備課、教學研討或課程改革議程，導致個體教師孤立探索，經驗無法共享，問題難以共解。三重短板相互交織，使得教師即便具備應對意愿，也因缺乏系統支持而陷入“想用不會用、想管沒法管”的實踐困境。

（三）倫理規范與協同治理體系亟待場景化落地

盡管國家及教育主管部門已加快制度建設步伐——如2025年教育部先后發布《教師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指引》和《中小學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明確AI的“輔助”定位、學術誠信邊界及教師主體責任——但這些規范多面向基礎教育或通用教學場景，尚未針對高校思政課這一意識形態前沿陣地出臺專項實施細則。例如，在思政課堂中，如何界定AI生成內容是否構成歷史虛無主義？教師應依據何種標準審核AIGC輸出？平臺在傳播錯誤政治觀點時如何追責？這些問題在現有文件中缺乏可操作的判定依據。更關鍵的是，政府、高校、技術企業與教師四方尚未建立常態化協同機制，導致上位政策難以有效轉化為課堂治理實踐，風險防控仍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

三、人工智能賦能高校思政課實踐路徑應對人工智能對高校思政課的深層挑戰，不能僅靠教師個體應對，而需從技術、主體、教學與制度四個維度協同發力，構建系統化、可持續的支持生態，真正實現以技術賦能育人，以制度護航方向。

（一）筑牢技術屏障：加快研發具有主流價值導向的“思政大模型”

技術自主是意識形態安全的根本保障。應支持高校、科研機構與國有技術企業聯合攻關，啟動“中國思政大模型”專項工程，基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黨的創新理論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權威黨史文獻構建高質量、高安全性的專屬語料庫。初期可在部分“大思政課”綜合改革試驗區高校試點部署，逐步形成可推廣、可迭代的國產化技術方案，從源頭上破解通用大模型語料污染帶來的風險。

（二）賦能教師主體：將AI素養納入教師專業發展體系

教師是思政教育的中堅力量，其數字素養直接決定人機協同的育人效能。建議教育部將“AI倫理與意識形態安全”“AIGC識別與引導策略”等內容系統納入高校思政課教師繼續教育必修模塊，并開發分層分類的培訓課程包。鼓勵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設立專項研修項目，支持高校開展校本教研，組織“AI+思政”教學工作坊，培育一批既懂理論又善用技術的骨干教師，幫助教師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駕馭”，真正成為智能時代的價值引領者。（三）重構教學范式：倡導“人機協同、以師為主”的新型課堂

技術應用必須服務于育人本質。應明確AI在思政課中的輔助定位——用于資料檢索、案例生成、學情分析等事務性環節，而價值辨析、情感共鳴、思想交鋒等核心育人過程必須由教師主導。鼓勵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探索人機協同的教學設計新模式，從AI輔助到批判性審視再到價值澄清，使思政課真正解決學生的真問題，并在教學中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批判性審視AI輸出，培養其算法素養與媒介辨別力。例如，在講授“共同富裕”時，可先讓學生對比AI生成解釋與教材定義，再組織討論其差異根源。通過此類設計，將AI從“替代者”轉化為“對話起點”，在人機互動中強化思政課的思想深度與情感溫度。

（四）健全制度保障：制定AIGC教育應用倫理規范與責任機制

制度建設是長效治理的關鍵。建議由教育部牽頭，聯合網信、科技等部門，研制《高校思政教育領域AIGC應用倫理指南》，明確三大原則：一是內容安全底線；二是學術誠信邊界；三是責任認定機制。同時，推動高校將相關要求納入課程大綱、作業規范與學術紀律，形成“國家指導—學校落實—課堂執行”的全鏈條治理體系。唯有技術有方向、教師有能力